杨敦武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大哥
丰三村位于江汉平原的北部,一个靠天吃饭的普通农村,改革开放之初,这里的农民就有了外出做泥瓦匠的传统。1993年,在村里干了20年理发的杨敦武,也加入了这个队伍,他已经是村里最后一个外出打工的青壮年。而杨敦武要去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承包工程的妹夫(杨胜刚和黄灯的四姐夫)的工地。
从1993年到2009年,杨敦武跟着妹夫在北京干了16年,每年除了家里必需的开支,并没有拿回全部的工资,大部分(约十几万元)就存在妹夫那里。然而,这些钱最终却成了泡影。因为,在黄灯眼中一向是家里“有钱人”形象的四姐夫突然破产了。
四姐夫
人物关系:杨胜刚四姐的丈夫
在黄灯的文章中,四姐夫原本是这个家庭中最风光的人,因为四姐夫是当地最早出去做工的一批人。80年代,他出外做泥瓦匠,而带大哥杨敦武出去时,四姐夫已经是一个带工人的包工头了。
当时,杨敦武的儿子女儿都已出生,靠田里的收入已无力负担一家老小的支出,在四姐夫的劝说下,杨敦武跟着去了北京的建筑工地,和妻子两人每天负责给工地一百多号工人做饭。
四姐夫究竟遇到了怎样的事情,家里并不清楚,因为从2008年破产之后,杨胜刚的四姐一家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因为四姐夫的老家距离黄灯的婆婆家不远,所以记者见到了四姐夫87岁的老母亲。老人说,儿子已经有七八年没怎么回家了,之所以不能回家,是因为欠了不少工人的工钱,而工人都是同乡,回家就会被催账。
记者在湖北采访时,遇到了一个叫李朝辉的老板,他是杨胜刚的初中同学,也是和四姐夫一样从泥瓦匠干到包工头,谈及四姐夫的境遇,他也感同身受。“他比我做得都早,只是因为搞工地,他要运气不好的话,在那个年代的话,公司不给你钱或者你做赔了,就没人管。”李朝辉说,那个时候打工都没有保障,而像四姐夫这样的老板,在他们老乡当中也不是一个两个。
杨定华
人物关系:杨胜刚的四姐
在北京的一个城中村,记者见到了杨胜刚的四姐,七年没回家的一家四口,住在月租一千块钱的两间平房里。由于四姐夫回避了记者的采访,家里只有从饭馆儿打工刚下班的四姐杨定华。
杨定华说,这几十年来,因为在外做工程经常被压钱,虽然一家人外表看起来光鲜,但钱一直在工地上滚雪球,并没有拿回家的余钱。杨定华说,因为她主要在家带孩子,对于丈夫最后破产的细节,并不十分清楚。但她说,家里现在还拖欠工人工资几十万,还有一部分高利贷。杨定华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已经出嫁,另外两个女儿在北京做导游,她们都表示要为家里还完钱再谈恋爱嫁人,这让四姐更是心焦。
伴随着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的城市化建设进程,拖欠工程款就像一个伴生的毒瘤,记者查到一些并不不完全的数字:1990年,全国拖欠工程款近35亿元,1995年则猛蹿至600亿元,到2003年底,更是达到了3360亿元。2003年,国务院还曾专门下发通知,用三年的时间整治拖欠工程款的问题,各种惨烈的讨薪新闻,都和这样的背景有关。李朝辉说,建筑业的层层转包是常事,做工程通常又是先行垫资,只要有一次工程款要不回来,就有可能遭遇全部身家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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