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围棋现代史1：城市化和经济危机致围棋衰退

韩国人下棋老照片

　　1、韩国围棋的成长和衰退-城市化和大众传媒的影响

　　今天的韩国围棋，确实站到了转折的歧点上。

　　围棋的体育化虽然十年有余，但是本质属性问题，依然让很多人感到困惑。这可能取决于体育竞技概念本身的外延和扩展，但围棋作为技艺的艺术价值始终更为强烈。那么，围棋究竟能不能调和这两者呢？

　　如何解决围棋本质属性的问题，其迫切性倒在其次，现实中年轻棋士们的自我认同，正在发生动摇。过去十年，职业棋坛棋战为中心的运营方式正在大变其貌，而职业段位已失去意义，在团体赛为主流的环境下，棋手们找不到个体的价值。当今这个时代，更需要年青一代诘问和求索，但世事无常，谈何容易？

　　所以，有必要回顾韩国现代围棋的发展史。任何领域，只有确认历史背景下的自我，才能理解此刻所站何处，意义是怎样被赋予。现在回望，围棋界反思的声音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已经出现。1996年，几位职业棋手鼓吹升段大赛无用论，呼吁废除对局费，导入奖金制。

　　自1989年曹薰铉九段获得应氏杯冠军，1996年当时韩国职业围棋的发展比任何时期都要繁盛，棋界的人深受鼓舞，但仍出现了反思的声音。“盛世危言”反映的是这几位职业棋手超前的嗅觉，他们敏锐地察觉到了繁荣掩盖的危机，其中最为明显的，职业棋手的总数已超过了警戒水位。

　　1996年当时，韩国棋院包括13名九段棋手，职业棋士全员为141人，但除了棋战，几无围棋相关的其他经济活动。棋手数量的增加意味着对局费收入的相应减少。而外观上李昌镐一年的奖金收入超10亿韩元，围棋界的繁荣似乎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1997年金融危机，韩国围棋发展的势头忽然被腰斩，可以说1997年是韩国围棋成长和衰退的最为明显的分歧点。

　　韩国围棋的成长和衰退，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城市化和大众传媒这两大因素是根本的推动力。即围棋的成长和衰退，和城市化和大众传媒的发展相结合到一起。而城市化和大众传媒，即是韩国围棋成长的主因，也是导致衰退的要因。

　　二十世纪60年代起，产业化促进城市化，报纸、电视等大众传媒也得到了长足发展。而围棋是因循这一轨迹得到了成长。城市化，会带来边缘化的孤独感。疏离主流社会被孤立的情绪，城市的每个个体或多或少都需要克服这种消极的情感。

　　而克服的方式是什么呢？在六十年代，人与人之间主要流行零距离的对话和接触。即你我见面，通过相互感知来确认我的存在。而交流的方式是什么呢？当时和围棋的棋馆最为接近的，就是茶屋和酒馆。从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中叶，每个人都可以在离自己最近的地方找到茶屋和棋馆。甚至工作场所也提供了这种附属设施，人们在这种场所通过相见排解孤立感，围棋则成为了人与人相见的手段和目的。或者说，没有比围棋更好的道具了。

　　拳击和摔跤，一度也成为国民的娱乐，可是这种体育不是普通人自己可以体验和享受的，但围棋可以。用口谈和手谈，围棋成为了人们零距离对话的必须的手段。

　　而且，围棋很容易传达给大众，尤其通过报纸。围棋和报纸契合度非常好。黑白鲜明的棋谱，很符合报纸的可视化。和照片一样，棋谱可以让密密麻麻排版的报纸读起来赏心悦目。而文人笔调的隽永的观战记，不仅讲述盘上的故事，也让读者们聆听到盘外棋手群体的喜怒哀乐。挑战、失败，再挑战、成功，这种人的故事始终百听不厌，是永远可以扣响人的内在和心灵的神话故事。

　　围棋的衰退，也是伴着城市化的深化如期到来。首先，城市变得庞大了。九十年代初，城市巨无霸的倾向已经很明显，正如卢泰愚政府豪言短期供给200万套居民住宅，巨型城市已露出了初貌。变得臃肿的城市，提高了人与人相见的费用，进而成为了负担。

　　这时起，人与人相见和对话的途径开始发生变化，首先棋馆和茶屋逐渐消失。适时大众传媒发生一场革命，电视和因特网的迅速普及，开始摧毁相见的文化。加上汽车文化的发达，人与人阻隔的更加遥远了。而人们找到了排解边缘化情绪的新手段，这虽然会带来更为深刻的孤立感，人就干脆蛰潜，宅在家里了。围棋为例，通过围棋TV看比赛，通过因特网对弈就可以，不必出门。这导致了棋馆的进一步衰退。

　　围棋相见的文化消失，也隔绝了世代间围棋的交流文化。即学围棋、教围棋的方式出现了隔绝现象。当然，也出现过主动改变“教与学”方式的企图，就是李昌镐获得世界冠军为契机，围棋学校开始兴起，但这种方式无法承载世代间交流和相续的功能。围棋学校可能是城市化的必然产物，但本身缺乏了人与人相见的目的性。

　　围棋是通过相见学习。2008年的盖勒普调查结果表明，人们学棋的途径，围棋学校只占几个百分点，人们主要还是通过身边的人学棋。随着围棋掀起的文化消失，衰退也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