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治病救人是天经地义,无论收费模式怎样,最基本的前提是,医疗的公益属性不能丢。强调公益属性,并不是将公益与免费二字画等号,而是旨在重申,治病救人的机构,不能以利润最大化为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而应该保有医疗职业道德和操守,坚持为医者的本分,将希波克拉底誓言牢记心间,不能将治病救人做成一门生意。

　　先说几个亲身经历的例子。一次我在德国看牙,社区诊所大夫未能准确判断牙髓炎病灶位置,开出转院条推荐我去柏林最出名的Charite大学医院找专家看,为此他给Charite大学医院写了一封信,详细介绍了我的症状和他的处理过程,一张A4纸都写满了。Charite大学医院的专家沃尔特大夫技术高超,很快就确定感染部位进行处理。让人没想到的是,完事后沃尔特大夫专门给社区诊所大夫打电话,讲述他是如何找到病痛的症结的。很明显,这两位大夫此前素不相识。更让我诧异的是,牙病的后期治疗沃尔特大夫依然让我去找社区诊所,一是技术简单社区诊所完全能处理,二是离我家近。放着到手的钱不赚,只享受解决医疗难题的快乐,这岂是个别唯利是图的“大夫”们能够理解的。

　　还有一次,同事一家三口赴意大利旅行,途中小孩突发急病,手忙脚乱送当地医院看急诊。处置完毕医生开了处方,说可以走了。“不用缴费吗?”“不用。”原来,意大利规定急诊就是不收费,哪怕是非本国公民也不收费。从此后,此前对“乱糟糟”的意大利一直有些偏见的同事,对亚平宁半岛大有好感。

　　英国也大同小异。在英国,只要一踏上英伦三岛,立马享受全民免费医疗服务,外国人也不例外。在比利时,当布鲁塞尔医保管理部门听说笔者的小孩不能享受单位医保待遇,立马替笔者愤愤不平,大方地让我们加入当地医保体系。记得那时我们一年交70多欧元,小孩看病能报销近70%。尽管我们并非纳税人,却也享受到了人口只有1000多万的比利时的医疗福利。

　　如果一国的医疗体制,走到了公益与功利的岔路口,并向功利的方向渐行渐远,难免会让国民遭遇看病难、看病贵的恶果。对于公立医院而言,不宜过分强调经营性。如果财政投入跟不上,默许甚至变相鼓励利润最大化的办医方式,就会逼得医院去创收营利。如果将看病做成一门生意,成了医疗领域的主流思想,难免产生许多副作用,诸如医生“收红包”“拿回扣”,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让患者怨声连连。

　　对于医疗领域公益性缺失的现状,必须引起必要的警醒。对于过分迷信“医疗市场化”的倾向必须要纠正。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医疗领域的独特性,很多类似的民生领域的问题,都不能过分依赖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必须加强必要的监管与制约。

　　与欧洲朋友聊起,某些医院对外承包科室、搞医疗竞价排名等做法,他们都表示不敢相信。因为,从世界主要国家的医疗现状来看,多数国家并未将医疗领域完全推向市场不管。

　　比如,英国现行国家医疗服务系统(NHS)建立于1948年,旨在为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尽管这套体系存在排队就医、效率不高、人手不足之类问题,但这解决了“看得起病”和“有地方看病”两大问题。

　　而阿根廷、古巴等一些经济相对没那么发达的拉美国家,医疗卫生体系在为民众提供良好的医疗服务和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做得比较成功。古巴是全民免费医疗,阿根廷则是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区分,首先是为了保证社会公平,后者的存在是为了分流中高收入者的就诊选择。

　　而在市场化推行的比较彻底的美国,表面上看,私立医院之间的竞争带来了效率,而政府提供的公共保险和补贴保证了公平。但事实上,美国的小企业员工、个体经营者、非正规就业者往往既买不起私人保险、也享受不到政府的公共保险。

　　人们常说,借鉴国外经验,应吸取精华,去除糟粕。从现实来看,我们对于国外先进经验的借鉴还不到位。某些好的政策设计,我们学起来,一不留神就走了样。

　　开放民营资本进入医疗市场,制度本身没有问题,但办医的社会资本,身上应该流淌着道德的血液,需要坚持对医者仁心的信仰。如果只知道贪钱,丧失了道德的底线,注定会从毒树上结出恶果。民营医院并不必然与恶相关,社会也不应该歧视社会资本办医,而是应该保留必要的警醒和有效的监督,对于明显的违法违规行为,不能视而不见、放任自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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