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曾提出“时度效”的概念。说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处理一事时即便合理合法合规，也需要考虑其效果与影响。这怎么判定？还是要从舆情中看，从民意中看。

　　人大硕士、刚出生两周的女儿、警察、嫖娼、死亡……当这些要素“集齐”，一件事不演变成一个公共事件都很难。没错，说的就是最近几天备受关注的“雷洋死亡事件”。抛开案件的种种细节不谈，此事之所以能够引爆舆论，根本上就在于，它击中了这个社会紧绷的那一根弦。

　　考入名牌大学，进入事业单位，工作安稳，买房成家，生儿育女……如果不是因为这样一个“意外”让生命戛然而止，恐怕雷洋也与千万个你我一样，在自己的轨道上一路向前。传言说这个年轻人正准备换个学区房，虽然不知真假，但生活的艰难、未来的希望，却也戳中了很多人的心弦。

　　“代入感”，是理解这一事件背后复杂心态的一个关键词。“理解之同情”，会伴随着一种感同身受，这正是公众为什么执着于对雷洋死亡真相的追问，执着于对执法记录、手机信息的深度还原。的确，如果这样一个有着正常甚至是向好人生的年轻人，会遭遇此种不幸，那更多人难免会担心自己的处境。

　　其实，最近几起引来广泛关注的公共事件，莫不是以类似的情绪切入舆论场。大学生魏则西去世，对百度和莆田系的关注，源于对自身信息获取权、生命健康权的关注；医生陈仲伟遇害，同业、市民和网民的集体悼念，指向每个人都可能会去的诊疗身体与精神疾病的地方。当年温州动车事件后，就有人指出，这一事故引发的其实是公众的集体焦虑：急剧转型的社会，难免会让人觉得脚下是一块浮冰。

　　有人判断，在未来一段时间里，“涉及普通人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的报道，可能会引发一波又一波的传播热点”。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如此，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也一样。当更多人凭借自身努力打拼来一个更好的生活、当更多人在信息时代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一旦被剥夺、被损害，激起的浪花很可能会超过以往。

　　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社会管理者们需要更多思考。习近平在谈到宣传工作时，曾提出“时度效”的概念。说到底，效果是第一位的。放在治理中看，处理一事时即便合理合法合规，也需要考虑其效果与影响。这怎么判定？还是要从舆情中看，从民意中看。舆论审判不可行，但执法司法要有良好的社会效果，却也不能不考虑舆论的因素。如此，方能更好地理顺情绪、疏导焦虑。

　　改革是当前和今后中国的一个主调。改革的目的，是让公众有“获得感”。有“获得”，就更不能让公众患得患失。一个稳定的预期，无疑至关重要。雷洋死亡事件，或许就在这个角度上触动了千万人的心弦，成为一个偶然发生的标志性事件。

　　而说回到事件本身，公众需要质疑，也需要排除偏见；面对质疑，警方需要回应，更需要给出完整真相。质疑—回应—再质疑—再回应，在这样的良性循环中求取真相。而在最终的结果到来之前，公众不妨给真相一点时间，事件调查者也要更多一些诚意，重证据，讲道理，有问必答，说服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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