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特朗普主义 社会革命与世界不安全

   新加坡联合早报网２４日在该报的个人专栏里发表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写的题为《特朗普主义　社会革命与世界比安全》的文章。文章说，特朗普主义崛起，美国（甚至整个西方）精英阶层一片愕然。当特朗普刚刚开始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时，没有人认为他是认真的；之后特朗普一次又一次地闯关向前推进时，也没有多少美国精英相信，特朗普可以走到今天的这一步。当他们意识到今天的特朗普已经势不可挡时，才醒悟过来，意识到美国民主竟然也能产生这样一个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候选人。

　　美国（西方）的精英阶层包括主流媒体，对特朗普从来没有抱过任何好感，也没有浪费任何机会来嘲讽和讥笑他。当然特朗普也没有对整个精英阶层有任何好感，他几乎是在和整个精英阶层对立的过程中走过来的。美国的精英阶层似乎没有了制度反思能力和批评能力，到今天为止还是停留在技术层面上，来讨论特朗普为什么能够走到今天。他们没有问为什么那么一个他们完全看不上眼的特朗普，会被平民百姓所拥护，甚至由衷的爱戴。

　　在世界各地，特朗普被普遍地视为蛊惑民心的政客。蛊惑民心的政客是民主的一大敌人，这在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作品中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种类型政客的产生，是民主政治的内在一部分，不管人们喜欢与否。在西方精英民主阶段情况要好一些，精英还有所自我节制，但到了大众民主阶段，这种类型的政客已经变得不可避免，并且越来越盛。从理论上说，民主政治不可能避免任何一种类型的人闯入政治舞台。即使是政治疯子，无论使用怎样的方式，只要他能够吸引到足够的选票，就能成为政治的主人。民主政治从来就难以保证最优秀的人被选举成为领导人，也不能避免最坏的人当选成为领导人。

　　这里姑且不去讨论特朗普是不是蛊惑民心的政客，是否真如美国的体制内精英所描述的那样，重要的是要去理解特朗普主义崛起的背景。特朗普主义现象是今天世界的普遍现象，那就是民粹主义的崛起，无论是右派民粹主义还是左派民粹主义。在发达的西方，右派和左派的民粹主义勃兴，包括美国的特朗普、法国国民阵线、右派的德国新选择党、英国工党等，都是这种现象的产物。在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亚洲的菲律宾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也都存在着民粹主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民粹主义流行于世界各国，无论是发达社会还是不发达社会，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各国之间的区别并不在于有没有民粹主义，而在于政治人物有没有鼓动民粹主义，政府有没有能力来控制民粹主义。一些国家有能力控制，一些国家用民主的方式表达出来，而另一些国家则通过暴力的社会运动表达出来。体制外力量已经成长

　　并且，民粹主义运动表现在政治上，就是草民阶层与精英阶层之间，或者体制外和体制内之间的激烈冲突；并且在两者的较量中，有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出现草民和体制外赢得胜利的局面。例如，被视为菲律宾特朗普的杜特尔特已经当选总统，而出自社会底层的萨迪克汗，则击败了贵族出身的候选人而当选为伦敦市长。在其它很多国家，体制外力量已经成长，拥有了足够的力量和体制内力量进行竞争。

　　今日世界民粹主义的崛起，至少说明了三大发展趋势。第一，民主的良好运作并不仅是拥有良好的选举制度，而是需要其他社会、经济和文化条件配合。一旦这些条件弱化，民主制度的运作就会出现问题。激进民粹主义崛起表明，今天民主的社会政治生态正在恶化。第二，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今天各国内部的社会秩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了，整个世界面临着新一波社会革命。第三，内部秩序出现问题必然影响到国际关系。诚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民粹主义延伸到国际舞台，就是民族主义的勃兴。今天的世界充满着激进民粹主义所引发的激烈地缘政治竞争，世界充满不安宁和不安全。

　　西方约２００多年的民主历史，但今天人们所看到的大众民主，是在上世纪70年代才开始的，到今天也只有半个世纪。在大众民主到来之前，西方民主充其量只是有钱人的民主，即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的民主，或者说精英民主。在精英民主阶段，尽管也是多党制，但不管是哪一个政党，都是精英的一部分。马克思因此说，国家只是资本的代理人，不同政党轮流执政，都是在为资本服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精英民主开始向大众民主转型，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速。二战结束以来，不仅西方民主运作良好，而且民主快速地扩展到非西方世界。民主运作的主要背景，就是二战之后西方世界经济发展迅速，实现了可持续增长，而经济的发展培育出庞大的中产阶级，成为有效民主的社会基础。

　　但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现在，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要是两个因素造成的，即全球化和技术变化。这两个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导致了收入差异越来越大，社会越来越不公平，绝少数富人越来越富，而中产阶级则越来越小。这种现象在西方被称为“富豪经济”。今天，很多国家金融经济和互联网经济崛起，它们的结合更是赋权资本。在富豪经济下，无论是资本还是民主政治，如果借用马克思的术语，都异化了。

　　19世纪中期开始到20世纪中期，资本从原始资本主义转向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在福利资本主义时期，因为政治和社会力量的结合，资本“恶”的本质被节制和遏止，西方呈现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趋势。但今天，资本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状态。在很大程度上，资本的运作已经演变成为一种掌握资本的人，和群体之间的数字竞争或者数字战争，不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仅把普通老百姓视为资本的猎物。而所谓的“大数据”等手段，只是资本扩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把更多的普通人纳入资本主宰的有效工具而已。

　　同时，民主政治也异化了。在很长时间里，“共和”意味着共享，“民主”也意味着共享。但现在无论是西方还是非西方，现存体制所代表的既得利益阶层越来越封闭，利益固化，并且越来越自私。不同政党尽管在意识形态层面还保留着一些差异，但它们的政治行为没有任何差异性。不管谁当选，都要为既得利益服务。如果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表明，政府对资本监管已经失败，2008年以来的发展表明民主的失败，民主所产生的政府，已经完全失去了能力对资本进行有意义的监管。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之后，西方各国政府动用全社会的力量来拯救资本主义，但复苏过来的资本主义除了更加自私之外，并没有能够把发展的利益扩散到普通老百姓。受2008年金融危机之害的西方中产阶级再也没有复苏过来。这就是今天中产阶级的悲哀之所在。

　　需要一场社会革命

　　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指出的，今天的世界，客观上需要一场社会革命。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促成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转型的媒介，是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的主体是工人阶级，或者穷人的革命。今天革命的主体则是中产阶级。受全球化和技术进步负面影响最显著的，就是原来的中产阶级。他们需要革命很容易理解。

　　不过，尽管中产阶级革命局势正在形成，但有很多问题仍然有待回答。

　　第一，拿什么来拯救资本主义呢？上一次是社会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这一次用什么主义拯救资本主义呢？到今天为止，没有任何答案。中产阶级及其代理人除了愤怒，没有拿出任何有效的替代途径。相反，一些代理人更像破坏者，而非建设者。

　　第二，既得利益已经高度固化，中产阶级革命是否有能力改变已经固化了的利益格局？例如，人们可以问，杜特尔特能否改变菲律宾？即使特朗普当选，是否能改变美国的权力格局？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中产阶级革命会导致什么样的地缘政治变化？伴随着上一次西方各国内部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大规模的国际冲突，主要是发生在欧洲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之后的反殖民地战争等。今天的内部中产阶级革命，会带来世界秩序危机吗？

　　对这个问题的答案远较前面两个明确。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拉赫曼认为，特朗普的竞选已经改变了美国和全球政治。反对全球化、民族主义、反穆斯林、反精英和反主流媒体，这些曾经的边缘理念如今已经进入政治主流，就算特朗普输掉选举，它们也不会消失。就如2002年的欧洲，极右候选人勒庞（Jean-MarieLePen）在法国总统选举中，一路杀入最后的两人对决，引起巨大的震动。尽管勒庞没有当选，但自2002年以来，民族主义、对移民的憎恨、对“不爱国”精英的谴责、对伊斯兰的恐惧、对欧盟的抵制、保护主义，这些勒庞力主倡导的主题思想，在欧洲日益壮大发展。

　　的确，在内部民粹主义崛起的今天，我们也在经历着地缘政治的大变迁。在精英群体变得极端自私的时候，各文明、各国家也在变得越来越自私，甚至互相憎恨。内部保护主义盛行，“自由贸易”这个曾经是西方核心价值的东西，在今天已经变成一个肮脏的词汇。更严峻的是，无论是中东变局、欧洲难民潮、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无一不体现地缘政治之争，充满着不安全。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变革和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