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万元天价拖车费事件续：司机要回货车却成被告

王允礼从自己的货车前走过

本报曾多次报道“天价拖车费”事件

　　八公里的路程，两辆货车，十二万八千七百元的费用……半年的时间里，36岁的王允礼坦言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事”。在经历被索要12余万拖车费、被通知取回货车、再到被推上被告席的一波三折之后，如今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年男子，只是无奈地笑言自己现在至少不是个法盲了。

　　今天，这起曾引起媒体关注的“天价拖车费事件”将在海淀法院开庭审理。现在王允礼认为自己准备的证据充分，“不管多久，这个官司我一定会打下去”。王允礼说无论结果如何，他想等事情了结后回老家，看看这些天一直为自己担心的父母。

　　“这是30多年来，遇到最大的事”

　　2015年10月23日，王允礼驾驶的货车行至杏石口附近时，与一辆直行大货车相撞，现场交警判他全责并协调从一家救援公司叫了拖车。五天后，救援公司给他开了一张12.87万元的救援费用单。他清楚地记得，那天他带好了钱打算提车，“我想怎么也不可能超过3万吧，结果人家说的是12万，我又问了一遍多少钱，对方说十二万八千七。”

　　交不出这笔费用，对方不肯放车。而12万对于王允礼而言，是一个无法接受的数字。他试图和救援公司协商，但对方丝毫不松口，“一分钱都不能少”。

　　“天价拖车费”的事情被报道后，王允礼曾几度以为看到转机。去年11月初，交通队答应帮他核实，但在价格上“谈崩了”。“他们最后说10万块，零头抹了，但10万我也接受不了。”

　　11月底，救援公司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他只需要交两万五，但几番商量后，对方只拿走了材料，并未拿走钱，这意味着对方又反悔了。而最后一次转机发生在12月中旬，海淀交通支队曾通知他去提车，“但最后车还是没提成”。

　　“30多岁第一次经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怎么办好，也不知道找谁解决，说不上来那种滋味。”回想起几个月来的奔波，王允礼觉得“累得慌”。

　　“车回来了，可以继续赚钱了”

　　由于四处交涉和投诉无果，王允礼选择了用诉讼的方式作为解决此事的“最后一步”。他请了律师，将救援公司起诉至法院，今年1月海淀法院受理了此案。春节过后，王允礼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3月3日，王允礼接到了法院的电话，法院的人告诉他可以取车了，“做梦也没想到现在说放就放了，我也没弄懂中间是怎么回事”。

　　法院给王允礼的解释是，立案后法院进行了初步调查，救援公司否认扣了他的车，“法院说那边没扣车，突然一下就可以取车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允礼赶到停车场取车。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告诉他，从去年发生车祸到今年的3月4日，他的车放在停车场132天，停车费用一共三万九千六百元。

　　听到这笔费用，王允礼懵住了，家中已经断了好几个月收入，他拿不出这笔费用。当天下午，他辗转找到交警队的领导，在他们的协调下，最后对方没有收取这部分费用。

　　3月4日下午，王允礼自己找了一家救援公司将车拖了回来，“拖了30多公里，才要了1760元”。修车花了二十多天，车以完好无损的样子出现在王允礼面前时，他突然觉得生活有了一点希望，“车回来了，可以继续赚钱了。”

　　3月27日，是出事近半年后王允礼首次出车工作的日子，他买了一个记账本记录每天的收入。如今，账本已记满了好几页，他经常会拿出来翻翻，账本上的数字让他觉得踏实。

　　“从原告变成被告，感到很意外”

　　车回来了，王允礼开始出事前的生活，除此之外，他还要忙碌另一件事。

　　4月，王允礼得知，被告知救援公司以“不支付救援费用”为由起诉了他，5月25日开庭。王允礼的律师告诉记者，起诉拖车公司的诉讼，或将等待该案拖车公司收费是否合理的结果确定，因此开庭时间还没有确定。

　　突然从原告变成被告，王允礼感到“很意外”。不过，他并不太担心这样的转变，他认为自己为此准备的证据充分。

　　监控录像是王允礼认为的重要证据之一，他说录像显示，在救援现场并未出现救援公司声称的200吨吊车，救援时间也与救援公司说的不一致。他还去找了多家救援公司和大型机械租赁公司，其他救援公司的人告诉他，他遇到的车祸一般情况下救援收费不超过3万。但此说法并未得到涉事救援公司的证实。

　　多日来为了搜集证据，王允礼到处奔波。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中年男人，在经历了这些之后，对法律多了点了解，“至少我现在不是个法盲了”。

　　律师告诉王允礼，当天是否到场可以由他自己决定，王允礼很肯定地说，“我还是要去听听的”。对于庭审，王允礼并不紧张，“事情已经到这一步，就看法院的判决了，从现在准备的证据看，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如果结果并不如愿，王允礼也有自己的坚持。“这个官司不管打多少年，持续多久，我都一定打到底。”

　　而救援公司一位曾与王允礼接洽此事的经理称，自己并不清楚案子在5月25日开庭，对于此事的情况，他也没有多说。

　　“完事了回老家，只想看看父母”

　　5月22日上午10点，王允礼在熟睡中被电话声吵醒，用冷水洗了一把脸后，把床上的被子叠整齐。他的妻子早已出门忙活，儿子也去学校参加活动，一个不到20平米的房间只剩他自己。

　　这个位于来广营附近一个城中村的出租房，月租金300元，王允礼一家一住就是五年。房间挤着两张床、小电视、小书桌和一台笔记本电脑。

　　车取回来后，王允礼的生活作息又恢复到了出事前的状态。出事以前，王允礼一般晚上10点出门，第二天凌晨4点收工，但现在，他一般都在第二天早上6点以后才回家。“现在家里经济出现危机了，我能多拉一趟算一趟吧。”

　　由于整天为拖车费的事奔波，从去年11月份到今年3月份，王允礼没有出去工作，只能靠着亲戚朋友的资助生活。中间他曾一度想出去帮人开车，但总觉得自己的心静不下来只好作罢。

　　现在，包括律师费用、生活开销、孩子上学以及还贷款，每个月王允礼的开支将近过万，“不管怎样，重新开车以后能缓解一下经济危机了。”

　　“天价拖车费”发生后，儿子知道自己的父母遇到了“大事”，但是王允礼不让他知道太多，在商量这件事的时候，他会和老婆出去在门外讲，不在孩子的面前提及。

　　同样，王允礼也不想让父母知道自己的境遇。但一天，同村的人看到新闻后跟母亲说拖车费的事，老人因为担心生了一场病。那段时间，母亲经常打电话，他只能回应说没事别担心。

　　“我是家里最小的一个，家里其实最担心的也是我。”王允礼计划着，等拖车费的事“弄利索”后，他就回老家看看父母，毕竟距离他上次回家，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文并摄/本报记者 黄筱菁 周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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