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成本再次被聚焦。“不涨工资，招不来人；工资涨上去，企业吃不消”“降成本，别的成本还有戏，用工成本，我看难！”记者在浙江省的杭州和嘉兴、河南省的郑州和洛阳采访时，企业普遍反映用工成本上涨迅速，特别是在近年企业效益不理想的情况下，对企业构成较大压力。郑州日产列了一张用工成本表：一名月薪1万元的员工，扣除个人缴纳的社保及个税等，拿到手的部分是7300元，而企业总计为其支付约1.6万元。（5月30日《人民日报》）

　　企业用工成本之高，早非新鲜话题，但“企业付1.6万员工到手7300元”的调查数据之高，仍然让人吃惊。而所谓企业用工成本之高，又主要是社保费率之高，这更是不争的事实。譬如在2014年的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的联组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马凯在回答委员询问时，就明确表示，养老保险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至50%，企业觉得负担重。关于企业用工成本之高，渐成一个无法再忽视的话题。

　　可以想见，“企业付1.6万员工到手7300元”式的高用工成本，其带来的现实后果会是连锁性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使企业处于某种两难的抉择困境。倘若依法为员工购买各种险金，虽然不至于被员工抱怨，但因此产生的巨大成本，必然会障碍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倘若不依法为员工缴纳险金，由于相应的劳动权益监管仍然显得粗线条，也可能会平安无事。不少中小企业正是在此种侥幸心理之下，逃避相应的险金缴纳义务，进而使员工利益遭遇直接侵害。

　　税费过高不仅会削弱企业的竞争力，导致不合法的用工现象出现，对于整体的社会消费格局而言，也有着潜在的影响。险金过高，员工的缴费比例就会随之变高，最终到员工之手的收入数额就会降低。下行的收入，必然会降低或推迟公民的消费行为，最终将不利于拉动内需，以及整体经济的转型与发展。恰缘于此，企业用工成本之高必须被破解。显而易见，单纯依靠企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以收入增长，来抵消用工成本之高，并不现实。破解用工成本之高更不可缺少国家力量。

　　具体来说，一方面，相应的税费改革应当继续，且不妨提速，以此降低企业社保的缴费率；另一方面，则是应当加快国家财政对社保领域的投入。譬如，按照国务院《关于试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意见》，加大国有企业资产划拨、分红上缴对社保基金的支持；譬如，出台相应制度，用国家财政来承担小微企业的部分社保缴费金额；再譬如，在继续减税的基础上，严格限制非税费用的征缴。倘若系列举措都能落地，“企业付1.6万员工到手7300元”的窘境当能得以缓解。

　　该如何抚慰企业用工高成本的忧伤？千万不能只将其当成单个企业发展的困境，而看不到其中包含的公共隐患与问题。关于企业用工成本之高，此前已经讨论得太过，现在需要的只是国家力量的加速跟进。新闻中说，面对记者调查，大多数企业认为用工成本特别是其中的工资成本不太可能降低，只希望能够控制其增速不要过猛，同时降低附着在工资上的有关成本。如何“降低附着在工资上的有关成本”？相应职能部门是时候对此做出公共回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