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操纵“代理战争”为何愈演愈烈

　　从利比亚战争、叙利亚战争到乌克兰危机，近年来发生的多场局部战争中，大国通过操纵代理人介入战争的趋势愈发明显——

　　局部战争“代理化”愈演愈烈

　　叙利亚内战中的“叙利亚自由军”反政府武装人员。长达5年的叙利亚内战中，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过提供武器、培训人员等形式支持“叙利亚自由军”，使其有能力长期与俄罗斯等国支持的叙政府军作战。本报资料图片

　　从2011年至今，叙利亚内战已持续5年，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指出，叙利亚危机演变成代理人战争的预警已成为现实。

　　二战结束至今，大国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将战争“外包”的“代理人战争”已成为大国博弈和获取战略利益的重要方式，局部战争“代理化”正不断加剧。

　　相互利用——

　　代理战争的本质表现

　　代理人并非新概念。纵观历史，代理人层出不穷，他们在某一阶段同幕后大国的利益构成契合，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一方面，代理人借助大国为自身谋求地区局部利益；另一方面，代理人为大国的利益提供政治保证，减少大国战略投资风险和人员伤亡。根据主体不同，代理人战争大体可分为反政府代理人战争和国家代理人战争。

　　反政府代理人战争，主要表现为内战外打。当前的叙利亚内战就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以及部分逊尼派主导的中东国家将反政府武装作为实现自身利益的代理人，通过公开或秘密军事援助、外交造势、资金和情报支持等手段甚至直接军事干预，以期颠覆俄罗斯支持的什叶派阿萨德政权，使叙利亚成为美俄大国和中东地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教派博弈的主要战场。

　　国家代理人战争，主要表现为大国通过政治结盟、经济合作、军事援助等手段，假手一个国家进攻另一个国家，以达成影响地区局势等目的。这种类型的代理人战争在冷战期间表现得更为明显，如历次中东战争、越南战争以及两伊战争等。美苏两大阵营广泛借助国家代理人，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地缘碰撞与扩张。当前，乌克兰危机及由此引发的大规模冲突也呈现出这样的特点。乌克兰地处欧亚之间，俄罗斯欲将乌克兰打造为阻止北约东进的前哨，北约则将乌克兰视为遏制俄罗斯的安全屏障。俄罗斯与美欧争夺的升级，迫使乌政府选边站队，并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和乌东部危机。

　　当然，由于地缘政治以及代理人战争的复杂性，单纯的国家代理人战争和反政府代理人战争是很难出现的，普遍都属于混合型代理人战争，即同时具备以上两种代理人战争的明显特征。

　　借势获利——

　　大国为何热衷代理战争

　　代理人战争是间接战略在地缘政治斗争中的现实反映。所谓间接战略，其核心可概括为利德尔·哈特在《战略论》扉页中所引用的孙子的名言：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当然，代理人战争中的“不战”，更多带有“你冲锋我掩护”的意味，大国的“不战”是以小国、反政府武装等其他代理人行为体的“战”为前提。

　　首先，规避战争责任，降低战争成本。鉴于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的教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更加不愿打类似深度介入的战争，转而在中东北非等地区奉行“轻脚步”战略。此次的叙利亚内战和乌克兰危机，美国都依靠代理人冲锋陷阵，以达到利益最大化和风险最小化。从道义上说，安插或扶持代理人可淡化军事入侵导致的负面效应，最大程度规避国际法中的战争责任。从经济上而言，大国可将部分战争成本转嫁给代理人，而无须承担维持和占领费用，一旦情况不妙，也便于从战争泥潭中脱身。从战争规模而言，大国可以控制危机烈度，打一场有限战争，大幅降低与其他大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风险。

　　第二，主导战争进程，扩大地区影响。代理人战争，大国着眼的是全局利益或整体利益，而不是单纯追求速战速决。

　　以当前的叙利亚内战为例，倘若单纯从军事角度考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联军大可速战速决。然而，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的教训近在眼前，又逼使其放慢进攻的脚步，从而更好地控制战争进程，以达成两大目标：其一，主导国际舆论和叙国内民意走向。通过长期战争，可促使叙人民尤其是阿萨德政权的支持者在经久不息的战火中，将对西方世界的仇视转化为对现政权的反感乃至敌视；其二，磨炼和检验反政府武装，为战后建立新政府做好铺垫。美国旨在通过实战洗礼来检验反政府武装的战斗力和凝聚力，扶植一个亲西方的叙利亚政府，避免再次陷入又一个伊拉克泥潭。

　　第三，借助杠杆力量，不对称消耗对手。冷战时期，苏联成功地利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些典型的代理人战争不断消耗美国，从而导致苏美战略地位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美消苏涨的有利态势。冷战已经过去，苏联已成历史，但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余风犹存，如当前的乌克兰东部危机正是带着这样的色彩。

　　由于克里米亚和乌东危机，俄罗斯和乌克兰别无选择地进入了长期对抗的状态。这种条件下，“局外人”美国找到了“撬动”东欧地缘板块，不对称消耗俄罗斯的“杠杆”——通过渲染俄罗斯威胁，美国成功地强化了北约职能，甚至可以说把整个欧洲都更深地绑在了对抗、制裁俄罗斯的“战车”上。鉴于克里米亚和乌东部问题短期之内无解，美国就可以一直通过少量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借助乌克兰政府这个代理人，将其牢牢地钉在这个伤口上，不断消耗俄罗斯。

　　手段多样——

　　代理战争出现新特点

　　冷战时期的代理人充当急先锋，采取大国出枪、代理人出人的方式实现战略利益。冷战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全球力量格局的重塑，大国代理人战争呈现出一些较之以往不同的趋向。

　　更加注重争夺合法性，避免干涉无名。冷战后，随着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深入推进，大国发动代理人战争不再肆无忌惮，冷战时期那种美苏两霸赤裸裸的干涉甚至是明目张胆的军事入侵已难重现，转而追求“师出有名”，即争夺战争的合法性。

　　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就是利用国际社会对美国的同情以及对恐怖主义的震惊，以“反恐”为名进行的。2011年的利比亚战争，则是以“保护平民”为由，促使安理会通过1973号决议授权设立“禁飞区”，从而获得了武力支援代理人的所谓“尚方宝剑”。不可否认，有些“合法”的干预行动，确实带有一定的匡扶正义、捍卫民主的成分，但由于不可避免地牵扯太多的干涉国的实际利益，其实质上仍然是一场新型的代理人战争。

　　更加注重联手多方，避免单独介入。代理人战争并非一定就是“低成本战争”，很多时候也容易打成一场“抽血战争”，并最终导致自身实力的严重下滑。冷战后，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所有发动的代理人战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集团干涉、联军作战。毕竟，建立广泛的志愿者和临时性同盟，从舆论上而言，众口铄金，有利于主导国际舆论场；从经济上而言，有利于降低经济投入，摊薄战争成本。

　　此次乌克兰危机中，美国一方面说服乌克兰政府这个代理人没有“回头路”，心甘情愿冲在第一线，另一方面还通过各种方式成功说服欧洲盟友联合援助乌克兰、制裁俄罗斯。如美国政府就通过原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的话警告盟友：“俄罗斯可能发动全面进攻，因为其已经面临极为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那种认为俄罗斯军队至少需要三四年准备时间才能发动此类行动的想法，就如同1939年时一些欧洲国家领导人认为希特勒的德国最早也要在1942年才能准备好进攻一样。”这种显而易见的威胁，再加上布热津斯基这种官方半官方的身份，对盟友有极强的说服力。

　　注重全方位支持，降低军事干涉比重。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泥潭深陷，让美国人对于重新军事干涉他国心有余悸。于是，在代理人战争中降低军事干涉比重，而更加注重其他方面的多手段支持成为必然选择。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直接军事干涉显然不能成为美欧的选项，于是，其选择了几乎是除军事以外的所有手段。首先，为乌政府提供经援，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对乌克兰400亿美元的信贷计划，以及美欧前后向乌克兰提供的近百亿美元贷款。其次，向俄罗斯施压，包括把俄罗斯踢出八国集团，推动欧洲联合制裁俄罗斯，并不断收紧制裁套索，使俄经济萎缩，财政收入锐减。再次，提供威慑及准军援，包括美国派舰队进入黑海显示武力和决心，同乌政府军联合军演等。（李瑞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