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副镇长开顺风车”需要人情的视角

　　洪升，安徽黄山歙县王村镇副镇长，最近几天成为网络上一个被广泛关注的人。日前，洪升前往县城办事期间，在滴滴专车软件上“接单”驾私家车载客。十几辆出租车把他拦下来，并打电话报了警。运管部门认定此举属于违规营运，县纪委表示将依规查处。洪升表示接受处罚，不会再做此类“兼职”。据悉，他所以开网约车，主要是因为“确实有家庭困难”，“离异后一个人带小孩”且“因看病负债”……（6月19日《法制晚报》）

　　报道中，副镇长洪升之所以选择去开顺风车，关键缘由在于生活压力过大。离婚后他一个人带孩子，家庭收入不高，半年工资1.8万元。前一段因治疗腿部风湿花费了15000余元，钱大多是借的。“门诊不能走医保的。养孩子、还房贷，还要还借款，手头确实比较紧。”压力之下，他选择了开顺风车。

　　如果说，洪升开顺风车事件，折射出了部分基层官员的生活窘境，它首先也是一个普通公民的窘境：人到中年，生活在基层，生活收入并不高，房贷，甚至是一场普通的疾病，都会让其骤然面临巨大的生活压力。凭借个体的努力，此种压力暂时又无法消解，于是，不少公民就只能选择开顺风车式的“边缘化”行为，来进行自我的救济。看不起病，养不起孩子，这种现实的焦虑，并不仅仅体现在洪升身上。只是因为官员的身份，“副镇长开顺风车”才被聚焦与放大。

　　客观还原，“副镇长兼职”首先仍然是一个公民的兼职，“副镇长”所作出的无奈选择，也是不少公民可能做出的选择。我们不能因为“官员”的事件标签，而忽视了其背后更真实的问题。迄今为止，当地纪委仍在查阅党纪规章寻找相关依据，另外将向上级请示，以对副镇长洪升作出处理。违规者当然应该被处理，但此种处理不能因为媒体关注而被拔高，需要兼顾法规和人情的平衡。同时，“洪升们”的生活境遇需要被关注，如此，处理才更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