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棋院《围棋》月刊,起到了向为爱好者传播“福音”的作用
韩国现代围棋史-大众围棋观的转变和提高
1945年解放后,韩国围棋人口不过两三千人。为什么如此少呢?围棋本来是有闲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专享之物,韩国围棋人口从这个底子出发,70年代达到100万,80年代末已估算为500万,增长速度实在让人惊异。围棋人口的爆炸性增长,有其客观上的要因,而主观上也不是一蹴而就,即仅靠一时的努力不可能促了现在的这个成就。
游戏的“无用之用”,即内在于围棋本质的,技和艺相调和,对人格修养有助益的“有用性”如果不符合20世纪现代社会,围棋不可能得到扩散和增长。
但是,归根结底,还需要一代一代人为此作出努力。赵南哲先生及他的同仁棋士们,是如何把大众对围棋的偏见扳回来的呢?即不再把围棋视作不入流的“杂技”类,而是看做“有用”的游戏?
1967年《棋界》杂志10月刊,赵南哲先生撰写了标题为《未来新的夙愿》的刊首语。赵南哲先生文中说:“8.15解放至今的二十余年时间里,围棋人口爆炸性增长三百倍,达到今天的百万数,形成为一个大集团。(中略)关于进一步普及的问题,我们暂且交给自然的发展(中略)。。。首先我们务必要培养出名副其实的围棋‘名人’。其次,普通棋迷的围棋观,或如对围棋的再认识,总之有必要树立精神层面的新气象。”
即赵南哲先生把改变大众围棋观的重要性,等同于培养“名人”。赵南哲先生深刻地,如果不改变大众对围棋的认识,围棋很难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传播围棋最大的障碍在于,无法准确向大众说明“围棋是什么”。但是如果没有给出答案的正确的主体和渠道,任何努力都是做无用功。
赵南哲先生首先明确了能给出答案的主体,即职业棋士。1964年,韩国围棋正式划分职业和业余,开启了职业棋士制度。即由职业棋士来规范围棋观、围棋态度,揭示的围棋本质属性。而渠道,选择了报纸。即把棋谱和围棋故事刊登在报纸上。
韩国的报纸,50年代起偶尔刊登围棋,而60年代大部分报纸都开辟了,哪怕是豆腐块大小的围棋栏。围棋作为“技和艺”,从“雅舍”走出刊登在报纸时,方被大众接受为“积极”的。报纸成为了无可比拟的,改变大众围棋认识的最有效的工具。报纸,本身就是被大众认可的,积极的载体。即大众认可报纸为共同体的信息源,具有权威和正当的属性。而围棋登载在报纸,就具有了公共性的价值,进而被认可为是“积极的”。
1967年《棋界》8月刊,登载了“韩国棋坛,前途光明”的座谈会内容。与会者都相当具体地谈到了报纸所具有的力量。
权熙哲(汉文学家,韩名人战观战记者):“大田的《中都日报》也在刊登‘妙手解题’,而寄稿答题的人还喜欢参与别的栏目的话题,使得‘围棋专栏’越来越重要了。”
赵南史(韩著名剧作家):“的确如此,围棋栏给予读者参与报纸内容制作的认识。不是被动读邮递员投来的报纸,而是希望良好互动,交换意见,所以围棋在报纸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了。现在,一天不刊登围棋,总觉得报纸缺了点什么。”
崔相斗(财界人士):“韩国棋手参加日本东京的国际业余比赛获奖归来后,金成洙先生就在宅邸开欢迎会设宴款待,这也说明对围棋的认识正在改变。”
总之,报纸提供了读者和围棋交感的平台。这种“神交”甚至产生了比具体面对棋盘更好的效果。报纸作为公共权威向大众推荐围棋,而读者答以和报纸互动。同时,报纸刊登围棋又提高了职业棋士的身份属性。社会的认识,就是公众、大众对少数群体的积极或否定的认识。“以围棋为业的人”,社会对少数“职业棋士”的认识,其改变的程度恰如受报纸影响的程度。
在报纸影响力的基础上,围棋专业杂志的创刊,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65年创刊的《棋苑》,后更名为《棋界》,现叫做《围棋》的杂志,向大众传播“专业的围棋世界的存在”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文字传达“天意”,祖先的教导,而上古的口传最终锲刻于岩石,文字的权威性相当于天。报纸和月刊《围棋》,刻画了围棋世界的正统性。而职业棋士们以身作则,向大众示范围棋。60年代末,韩国棋坛的新闻棋战达到了七个,《围棋》杂志的发行量,也增加了两倍。
大众的认识,实际就是“偏见的动员体系”(the mobilization of bias)。大众的意见,始终在变化,只要认识加深了,就会发生变化。70年代中期,赵治勋在日本的活跃当然是通过报纸和杂志被大众家喻户晓。围棋的社会价值,随大众认识的转变而提高,又迅速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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