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雨显影出我国防洪体系六大病灶

　　7月8日，武汉三环内野芷湖大桥边，一家之前曾被媒体曝光的填湖违建饭店被洪水淹得只露出了屋顶。

　　武汉北洋桥2000年卫星图。

　　武汉北洋桥2016年卫星图。

　　6月30日至今，长江中下游地区遭遇多轮次暴雨袭击。安徽、湖北、湖南、江西、江苏等多省份局部地区出现历史罕见的极端汛情。

　　今年的大洪水汛情，早在数月前就被我国超级计算机预测，气象部门也早就发出了多次警告。然而，暴雨袭来，伤痕累累。截至7月8日，这次洪涝灾害已造11个省（区、市）的3100.8万人受灾，164人死亡，26人失踪，直接经济损失670.9亿元。

　　昔日的大汛重在江防，而今天，随着三峡大坝的建成和长江大堤的强力加固，灾害更多来自堤内，受灾地区受的是“内伤”。一场暴雨，就像将X光片浸入显影液，立即显影出我国防洪体系隐藏已久的六大病灶。

　　“肾脏萎缩”：填湖造地

　　对于家住武汉市南湖花园的严先生来说，几天来，上班出行的尴尬让他终生难忘。想要走出南湖片区拐角的渍水处，他必须和一群人一起挤在一辆铲车铲斗上，才能慢慢被挪到马路另一边。

　　7月5日，大暴雨，水淹江城，武汉市出现百余处渍水，交通瘫痪，全城停工停课，而南湖地区受灾严重。7日，南湖所在的洪山区政府救援指挥人员在接受当地媒体采访时介绍，南湖周边共有20个社区被渍水围困，一度停电停气，渍水最深的南湖雅园小区，有的地方水深1.8米左右。

　　市内湖泊的萎缩，被公认是导致城市内涝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城市里，湖泊和湿地起着容留回旋积水的重要作用，湖泊是“城市之肾”，是城市的生命之源。据南京大学地理与海洋科学院胡茂川、张兴奇的研究，在钢筋水泥构成的城市里，“城市地表不透水面积增加，原本可以地面渗透的水量大大减少，大部分雨水转化为地表径流”，城市地表的渗水程度要锐减数倍。

　　在武汉，湖泊的重要性更为突出。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指出，武汉和其他城市不同，现在长江的水位已经高于武汉城市的水位，武汉城市的洪水没有办法自然往长江里排，下了大雨，武汉城市里的水需要找地方泄洪，所以，湖泊这样的蓄水空间十分重要。

　　武汉水系发达，原本大小湖泊星罗棋布，素有“水袋子”“百湖之城”之称，“但是，现在武汉湖泊已经没有办法起到调节作用了，为了城市建设，当地填了许多湖来造地”。

　　上世纪50年代初，武汉市主要城区内，共有大小湖泊127个。现在，中心城区仅剩下40个湖泊。

　　武汉市一位城建官员介绍，湖泊变少，主要集中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90年代两个时期。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武汉人口增长迅速，为让老百姓吃饱肚子，大兴“以粮为纲”运动，大片湖区与湿地被填占。上世纪90年代，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建迅猛扩张，填湖造地增多，城内湖区填上后，大批商品房在其上拔地而起。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卢新海教授与曾忠平博士，曾作过专题调查和研究分析：从1991年到2002年，11年间，武汉市主城区湖泊水域面积急剧减少38.67平方公里。失去的湖面难以恢复往日景观，而与此相对应，截至2014年年底，武汉市城市建设总面积从1986年的220多平方公里，增加到527平方公里。

　　为此，武汉民众不乏抗争。2015年11月24日，39名武汉市民起诉武汉市水务局，指其不作为、监管不力，造成沙湖北岸被填湖。沙湖曾是武汉市区内环线内最大的湖泊，2005年沙湖水面面积断崖式锐减，仅剩0.032平方公里。2016年3月，法院一审判决，责令市水务局在60日内，对淤泥填湖问题继续履行调查和处理职责。

　　官方也不乏反省。2013年，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阮成发直言：“如果绿线、湖泊不保护，以后我们连眼泪都将哭不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武汉的城市发展史就是一部填湖史。‘摊大饼’式的城市发展模式，终将带来‘大城市病’。”

　　《武汉市湖泊保护条例》和《武汉市第三批湖泊“三线一路”保护规划》先后出台，将166个湖泊列入保护名录，从此武汉的湖泊没有再少一个，截至2015年2月，水域面积比2005年还增加了88平方公里。

　　然而，这种醒悟来得有点晚了。此次，武汉的暴雨洪涝再次让人痛心地看到，“肾脏”萎缩带给城市的灾难后果。事实上，不仅在武汉，这轮暴雨给湖南岳阳、江苏南京、安徽安庆等70多个城市都造成内涝。正如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长安所指出那样，城市发展不能一味强调经济建设而随意改变城市原有生态环境，要在护湖与经济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因为，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

　　“静脉曲张”：管廊建设欠账

　　法国作家雨果曾说：“下水道是城市的良心。”近些年，每逢暴雨，一些城市便要“看海”，让越来越多的老百姓怀疑起这颗“良心”。

　　2015年，国家防总做过一项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2015年，包括北京、上海、深圳、广州、武汉等地，全国平均每年有180座城市被水淹，2013年达234座。其中许多城市是因为排水系统不给力。

　　武汉市防办发布的数据显示，本轮强降雨中，6日，全市中心城区渍水点高峰时段达162处。连续几天来，武汉市水务局排水处处长项九华一直在南湖、汤逊湖等区域指挥排渍。截至8日晚间的数据，市中心剩余的10处渍水点，基本集中在上述区域。

　　为何这些地方受灾最为严重？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项九华介绍说，包括南湖、汤逊湖等6大湖泊在内的汤逊湖水系，面积达420平方公里，跨4个行政区。该水系主要通过20公里长的巡司河、青菱河通道，汇聚至江边的汤逊湖泵站排江。但如此重要的泵站，其排水能力不足150立方米/秒。

　　“排水面积大、路程远，排江出口单一，这个排水系统抗灾能力与现实需求有差距。”项久华说，该系统抽排能力只能应付一般降水。

　　胡茂川、张兴奇两位学者认为，长江沿线许多城市，都有低于长江水面的低洼地，“地势低洼，区域内雨水无法自排入河，要通过管道收集后由水泵抽排，使得这些区域排水系统压力很大。当雨水量超过泵站排水能力时就会发生内涝。”

　　尽管武汉等城市努力了多年，但每逢暴雨就发生渍水，政府的努力有点西西弗斯式悲壮。

　　2011年，时任武汉市水务局组成员、副局长、市防汛办副主任王洪胜，因对全市防汛排渍工作重视不够，履职不到位被免职。

　　2013年，武汉市电视问政现场，一名汉阳居民将一双雨靴，送给武汉市水务局局长左绍斌，并追问，“水务局长是否知道社区渍水的痛苦？”面露尴尬的左绍斌接过雨靴说，全市排水系统还存在很大问题，水务部门会继续努力。

　　此后，有关方面确实采取了“雷霆”行动：先是启动“排水设施建设攻坚行动计划”，计划用3年时间，总投资超过130亿元；接着又出台“排涝、治污、供水两年决战行动计划”，要求全面提高全市排水防涝能力。2015年，武汉入选首批“海绵城市”试点，中央直接投资15亿元，武汉市配套投入102亿元，雄心勃勃地要探索治理渍水新模式。

　　今年，“减少城市渍水”写进了武汉市《政府工作报告》中的10件实事，但暴雨来时，武汉还是“失守”了。

　　在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刘遂庆教授看来，首先，以前，国家的管网设计标准偏低，城市标准是防一年（甚至一年以下）一遇暴雨的排水标准。2014年，行业主管部门将城市排水管网的设计标准提高到防三年一遇暴雨标准，但现在恶劣天气越来越多，这一标准也显得有些低了。

　　其次，许多城市也普遍存在“重地上轻地下”现象。在一些城市的执政者看来，地上业绩看得见，地下管廊看不见，只要不出事，能拖就拖。即便同是地下网线，地下空间也被不断发展的电力、热力和电信等管道占据，很难有足够空间供排水系统升级。

　　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就是地下管廊建设欠账严重，渍水难题积重难返。据项九华介绍，武汉市部分排水管网建于1949年前，管径普遍偏小。城市发展了，高楼越来越多，硬化面积增多，排水难度加大，这些排水管网已远远不能适应需要。部分解放后按早期标准建设的管网、泵站等，目前来看，排水能力也难以满足要求。

　　“毛细血管堵塞”：支流投入阙如

　　7月5日4时30分，湖北省阳新军垦农场河头屋村堤防突然溃口，3米宽的口子，一个半小时后，增至13米，原本被田埂隔开的3600亩农田和300亩精养鱼池瞬间成为泽国，110间民房进水，1700余群众受灾。

　　经过近4个小时的奋战，溃口终于成功合龙。阳新县富河下游防汛指挥长华黄河喘着气说，从4日开始，这个流域已先后发生大大小小险情近100起。

　　武汉市水务局2014年的一份报告，早将问题摆上了桌面：武汉市现有8条主要连江支流，1998年以来除了对部分连江支堤回水堤段进行局部加固以外，近三分之二的支流河堤失修，每遇超警戒水位，管涌、渗漏等险情频发。

　　针对今年洪水溃坝伤亡，长江水利委员会防汛抗旱办公室主任陈敏表示：“目前，溃坝主要发生在中小河流和小型水库，这也是我们防洪能力较为薄弱的地方。”

　　这就像人的供血系统畸形，虽然主动脉已很牢固，毛细血管却很脆弱，一碰就破。

　　在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专家程晓陶看来，我国大江大河的整治，历来以中央财政为投入主体，近年来下力很大，问题已不大。而中小河流是以地方财政为投资主体的，投入情况则千差万别。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大多数中小河流，近年基本没有投入，还是在吃上世纪50~80年代的老本儿。

　　安徽省桐城市是此次洪灾重灾区之一，汛情打破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极值。早在6年前，这里也遭受了一次特大暴雨袭击，长江支流大沙河干堤出现多处坍塌溃破。安庆市水利局副局长陈晓阳当时曾对媒体诉苦说，和长江众多的中小支流一样，大沙河没有被列入国家长江治理工程中，近几十年来，由于地方财力不足，这条河流几乎没有基本建设项目，日常维护加固工作投入很少，所以受灾严重。

　　6年过去，大沙河在暴雨下依然险情不断，大堤四处渗水，大小管涌几十处，抗洪部队白天黑夜连轴转，严防死守，仍有村庄被淹，数万群众连夜转移。

　　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防洪能力的消弱，与经济社会的变化有关。他介绍，因为国家是分级来管理水利工程的，中小河流一般都归市县镇村管，越是局部的支流，涉及范围越小，守护任务也更多地落到了涉及的镇村身上。

　　按照历史传统，农村中小河流都由农民义务投工投劳，冬修春修来维护的。以前农村出多少工、多少力，都有自治制度，大家都知道这是保自己。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了，以前的制度就很难执行了。2003年以来，农村实行一事一议，修路、通电、通水等与全村公益事业有关的事儿凑钱解决，大家凑钱更倾向于投在每天都用的基础设施上，如通路通电话，加固堤防在一些人看来是一件可以侥幸过关的事情，因为洪水是不确定的，所以大都不愿投入。

　　程晓陶说，针对这个变化，国家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出台了中小河流治理计划并进行了一定资金投入。但我国面积在100平方公里面积以上的河流有5万余条，即使一条河流投3000万元，也只能修重点防洪河段，并不能治理整条河流。“这不是国家没有作为。”程晓陶说，“而是短期难以做到。”

　　在武汉大学河流工程系教授张小峰看来，即便国家财力充足，中小河流的防洪也要讲求效益，“一条河覆盖500亩农田，和它覆盖相同数量的城市建筑面积，这个概念是完全不同的。”途经农业地区的河流，如果防洪标准设计过高，经济上会“划不来”。事实上，根据国家防洪标准，我国堤防工程通常被划分为5个等级，一级堤防等级最高，长江武汉段即在此列，而众多中小河流的防洪标准则低得多，对应的投入要求也就少得多。

　　那么，“血管老化”的顽疾是不是就没治了？“当然不是。”程晓陶认为，中小河流整治需要做到3点：首先，各级政府在每段河流治理中的职责要分解明确，谁的孩子谁抱走，并建立考评与奖惩制度；其次，明确自己的家园自己保，有钱出钱，无钱出力，上级财政对出大力者给予奖励，中央财政对有利于全局的方案给予补贴；第三，对山区河流进行风险区划，设立红线与黄线，红线内为5~10年一遇洪水的行洪通道，要避免盖房子，红、黄线之间，允许盖房子，但是需要采取自我防护措施。

　　暴雨显影，病灶显形。很多专家和沿江省份干部发现，在持续高强度大开发之后，长江流域特别是支流涉水工程多如牛毛，一些电站改变了河流形态和径流基本特征。“长江流域以水为本，‘小’‘微’水电站退出，水库联合调度，摆脱坝锁江河困局。”程晓陶说，唯有标本兼治、综合治理，“血管”才能消堵，长江干支流才能重新“健康欢快地奔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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