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专家学者谈《更路簿》：描绘南海经纬 昭我南海主权

　　描绘南海经纬 昭我南海主权

　　——《更路簿》历史文化专题座谈会发言摘登

　　编者按

　　7月8日下午，《更路簿》历史文化专题座谈会暨《南海更路簿》图书发行仪式在琼海市潭门镇草塘村举行。专家学者与潭门渔民齐聚一堂，围绕《更路簿》这一中国人经略祖宗海的历史见证作了深入研讨。本报对座谈发言内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海南大学文学院原院长、教授周伟民：

　　挖掘海南文化为维护南海主权努力

　　我研究海南由来已久。我在1990年3月15日《海南日报》上发表了《建立世界性的独立学科——海南学》论文，1992年3月31日至4月1日，海南大学为此主持召开了“海南学”国际研讨会，倡导“研究海南，为海南而研究”。在这前后，我与老伴唐玲玲便一直致力于有关海南的研究工作，先后出版了十多种学术专著。我们介入海南渔民的《更路簿》研究，时间长达26年之久。最早开始研究《更路簿》的时候，把它作为维护我国南海主权的要求还没有今天这么迫切。当时主要还是为弄清楚南海诸岛的岛屿、岛礁的地名。

　　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初，由国家民政部牵头，有6个部委参加编纂全国地名词典。海南省1988年建省，1989年才领回《海南省地名词典》的编纂任务，该书稿已做完，后因故未出版，时任省领导指示由本人主编。由于南海诸岛287个地名要查究地名的由来，为此必须调查、阅读海南渔民的南海《更路簿》，从而让我有机会最早接触并有计划、有系统地征集海南渔民的南海《更路簿》。当年学术界收集到的是1987年前内部发行的12种《更路簿》和一幅渔民绘制的地图。

　　从2010年开始，我又多次到文昌、琼海和三亚等市县进行实地调查，新收集到12种《更路簿》和一幅《西、南沙群岛渔业更路图》。

　　我们根据《更路簿》，并参照中国自汉代杨孚《异物志》以来丰富的历史典籍，以及南海考古重要发现和老船长的亲身经历等，对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主权，作出全面的论证，证明了南海诸岛：第一，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在国际公约中是权威性的“原始取得”；第二，是中国人最早命名的；第三，是中国人最早开发经营的；第四，是中国人长期有效进行管理的；第五，我们在南海诸岛及其邻近海域的主权得到世界上许许多多国家的广泛承认。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邹立刚：

　　《更路簿》在我国南海维权中作用重大

　　《更路簿》是中国南部沿海渔民世世代代远赴南海进行渔业活动，以无数渔民的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经过数百年的摸索和积累所形成的进行航海和渔业等活动的指导性手抄本。

　　《更路簿》早期主要以家族或师徒关系口头方式承传，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经过诸多渔民的创造和在无数渔民手中流传，有诸多的版本和称谓，如“水路簿/经”、“流水簿/经”、“针路簿/经”、“《更路簿》/经”。《更路簿》是渔业生产和航海技术的直观表现，它一般记载航线/航行方向、所需时间、途经岛礁滩沙的名称、方位距离、捕鱼的区域、渔汛期等信息，蕴含着丰富的气象学、地理学、海洋学、渔业学等文化内涵。

　　《更路簿》诠释了中国南部沿海人民世代海耕，繁衍生息，把南海视为自己的“祖宗海”，海南也因此而产生了富有特色的海洋生活生产习俗和文化习俗。它证明中国人在南海的航海史、生产史、海外贸易史、生存史。它揭示出我国对南海九段线内岛礁及其海域最早发现、最早命名、最早开发利用和连续管辖的历史事实，证明我国的相关岛礁主权和海域权益。同时也揭示了我国在南海享有的海洋权益经过了一个权利的取得、强化、稳固的过程，证明了我国是南海诸岛及其海域的主要用海国。

　　我国沿海人民的用海开发利用活动，其代表性研究是南海《更路簿》研究。早期的当推1987年广东省地名委员会编的《南海诸岛地名资料汇编》和1988年韩振华主编的《我国南海诸岛史料汇编》。新近的如2015年周伟民、唐玲玲《南海天书——海南渔民〈更路簿〉文化诠释》。其研究的难点是对《更路簿》法律证明力的诠释，如《更路簿》的断代、作为证据的真实性和证明效力问题，还包括遗迹遗址在四群岛中本身很少，其中绝大多数也被占岛他国摧毁，仅存于少量文献和渔民口述中。

　　南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吴绍渊：

　　《更路簿》是支持我国诉求主张的力证

　　《更路簿》详细地记载了从海南文昌清澜、琼海潭门起，航行至西沙、南沙群岛各岛礁的详细航线与航程，是我国劳动人民自明清以来对南海诸岛及其周边海域进行开发经营的有力证据。

　　中国是最早发现并命名南海诸岛的国家。仅从文献记载便可追述至2000多年以前。东汉《异物志》曾有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而在成书于明代的《更路簿》中，据统计，共记载有南海诸岛名称136个，其中，仅南沙群岛岛礁名称就有记录约90个。而且《更路簿》中部分名称还先后被外国出版的书刊和地图方志所引用，如：英国《中国海指南》、日本《暴风之岛》等，这也从侧面印证了我国在南海周边各国中最早发现命名南海诸岛这一事实。由此可见，《更路簿》实属一大力证。

　　我国作为最早开发利用南海资源的国家，仅据现存史料记载，便可追溯至秦代：“大秦西南涨海中，可七八百里，到珊瑚洲。洲底大盘石，珊瑚生其上，人以铁网取之。”(载《外国杂传》)而《更路簿》则是我国劳动人民战天斗海的缩影，凝结着无数先民的智慧经验与血汗，甚至生命。因此，毫无疑问《更路簿》是我国历史性权力主张中渔权的有力佐证。

　　上世纪70年代，韩振华先生曾在海南调研考察，收集整理了一批有关南海渔业开发历史的口述资料。其中，便有提到《更路簿》和渔民驻岛情况。中菲南海仲裁案近期即将宣判，菲方提出诉求中有涉及南海岛礁法律地位的问题。《更路簿》作为记载我国先民往来岛礁和大陆以及岛礁与岛礁之间的实物证据，再结合其他相关考古、文献等发现，便可成为我回应不实之责的有力论据。

　　综上所述，《更路簿》不仅是我国发现、命名南海诸岛以及记载明朝至今耕海开发的有力证据，而且也是当前我国应对“南海法律战”和支持我方诉求主张的一大力证，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海洋所所长刘锋：

　　加大研究开发有望开辟新学科

　　有幸参加此次会议，我就《更路簿》问题谈几点看法。

　　《更路簿》是古代海南人发现和开发南海诸岛的真实记录，是千百年来海南渔民在南海航行的经验总结和集体智慧结晶。自唐宋以来，海南就是中西商船往来的避风港、补给港，和大陆、东南亚国家及本岛特产的重要中转集散地。昔日的海南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今天的海南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

　　因此，加强《更路簿》研究已成为海南参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研究课题。伴随着学界对《更路簿》的重视和研究不断深入，不同专家可从政治学、法学、历史学、地理学、地质学等学科开展全方位研究，南海航运史、南海捕捞史、南海文化史等学科领域将得到拓展，围绕《更路簿》的研究和传承有望形成一门新的学科——《更路簿》学，甚至成为继敦煌学、藏学、徽学之后的国内区域文化的第四大显学。

　　我对于《更路簿》的保护、发扬和传承，有几条建议：1、加强《更路簿》的抢救性保护；2、推动《更路簿》研究更加体系化；3、积极形成海南高校和智库研究《更路簿》的合力。

　　海南省博物馆馆长丘刚：

　　《更路簿》征集保护刻不容缓

　　海南省博物馆作为我省唯一的一座现代化综合性博物馆，从2008年开馆伊始，我馆始终关注《更路簿》的征集和研究，馆征集部曾多次赴琼海、文昌等地走访调查。迄今已征集到两本《更路簿》，两本均属民国初期写就，非常有特点，值得深入研究。

　　近年来，我馆在对馆藏《更路簿》进行保护的基础上，还根据博物馆的特点，加强对《更路簿》进行展示和研究。尤其是《顺风东西沙岛〈更路簿〉》在我馆自主原创展览《大海的方向——华光礁I号沉船特展》在全国十余省份巡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有很多观众慕名而来，一睹《更路簿》真容。我馆也陆续有多篇学术成果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南海学刊》等期刊上发表。截至目前，中央电视台、海南大学、中国南海研究院、海军军事研究所以及国家文物局等多家机构主动与我馆建立联系。

　　当今，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更路簿》的使用越来越少，有些渔民已将其视为珍宝，或被一些博物馆、研究者和收藏家珍藏。因为它是纸质的，不易保存，所以对《更路簿》的保护更是刻不容缓。如果有谁还有这样一本记载着历史和沧桑的书，恳请把它放在博物馆保护和珍藏，为它寻觅一个永久的家。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非遗部主任陈佩：

　　各地保护《更路簿》工作如火如荼

　　2008年6月，《南海航道更路经》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该项目保护单位为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作为该项目业务指导单位，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根据省厅关于拍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资料片工作部署要求，作为牵头单位，2013年、2014年分别与琼海市文化馆、文昌市文化馆及相关拍摄单位签订协议，拍摄制作时长为30分钟高清《南海航道更路经》数字资料片，计划今年8月完成。指导两家保护单位相继开展《南海航道更路经》传习活动，2014年已把该项目列入省文体厅非遗课题系列丛书出版。

　　琼海市文化馆作为“南海航道更路经”项目的保护单位，于2012年11月由地方财政直接拨入国家非遗专项资金96万元，已开展的工作有：记录口述“更路经”，出版“南海航道更路经”系列书籍—《南海航道更路经和〈更路簿〉》，争取在今年完成出版；目前收集的实物有潭门渔民出海所用的《更路簿》加航海图一套，古船2艘，生产工具等实物61件。

　　海南省群众艺术馆(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指导开展了“南海航道更路经”传承保护工作。

　　潭门镇渔民协会会长丁之乐：

　　《更路簿》是南海航海史的历史结晶

　　我从事南海远海作业的时间有8年左右，因为当时年轻，《更路簿》的古字看不懂，出海都是听从老船长的指挥。但正是因为那段出海经历，让我一直对祖先绘制的《更路簿》和耕海历史抱有深深的敬意。

　　潭门人自古就对这片祖宗海有着深深的眷恋。潭门人扬帆起航开发南海时，当时没有先进的航海设备，《更路簿》被一直使用并且不断的完善。后来虽然出现了导航仪，但是还有一部分老船长基于对《更路簿》有着浓浓的情结，依然带着它出海，他们把《更路簿》视为自己的护身符，保佑他们平安归来。

　　《更路簿》是潭门渔民南海作业的指南书，这本书可以说是对潭门渔民南海航海作业历史最有说服力的记录和结晶。

　　今天，专家学者又整理出版了这本《南海〈更路簿〉》，是对我们潭门渔民航海史的进一步传承，意义非常重大，它将激励并鼓舞我们潭门的渔民继续深耕南海，不断做大做强海洋产业，尽快实现全面小康。

　　潭门渔民何世轩：

　　《更路簿》是潭门渔民的“命根子”

　　我清楚记得，当年父辈出海之前都要拿出《更路簿》和《海图》，看风驶船。我从小耳濡目染，在他们的教导下学习掌握航海技能，积累宝贵的航海经验。《更路簿》对我们潭门渔民来说是“命根子”，它记录了航行的方向、时间、距离、途中所见岛屿、暗礁、海流变化等内容，祖祖辈辈靠着它到西南中沙等海域捕鱼谋生活。可以说，没有它，我们出海了就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

　　通过千年的传承和不断的航行积累，祖辈把南沙的岛礁都用我们的方言起了名字，海图上大约有一半的命名都是通过我们潭门渔民的方言直译过来的。其中有很多小的礁盘，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已经用方言给它们起了名字，而这些地方至今在地图上都没有命名。

　　现代的渔船上都有完善的导航通讯设备，但是可以这么说：给我们老船长一本《更路簿》，一个罗盘，我们还是一样可以把船驶到南海去牧渔作业。这是刻在骨子里的技艺，是我们潭门渔民对这片海的情结，也是我们引以为豪的本领。南海就是我们的“祖宗海”、我们的“责任田”，我们代代潭门人把她视作生命一样珍惜。爱她、守她、护她！

　　潭门渔民苏承芬：

　　条件恶劣时全靠《更路簿》指引

　　13岁时，我随父出海，那时一般都是行驶帆船，大的有30到40吨，小的大概10吨左右。《更路簿》在当时就是我们世代传承的一本“海上地图”，基本上每个船主人手一本，都是祖祖辈辈传了几百年的。

　　帆船行驶靠风，风调雨顺时，从潭门出发，3天左右到西沙永兴岛，短暂休息后再赶4天多的行程就能到达南沙。作业结束后，我们就驶船回港靠岸了。潭门人出海回来不说回家，一般说“回港”或者“上洋”。有时天气不好，回到西沙永兴岛要耗费差不多一个月，淡水没了，我们只能喝海水，海水又咸又苦，喝多了会拉肚子，对身体很不好。

　　大海一望无际，出海得结合《更路簿》来判断路线进行航行。一般我们判断方向就是观察太阳的东升西落。到了中午烈日当空或者遇上天气不好，就看“向牛”，即海水深处水浪的流向，因为“向牛”永远都是自东向西的。当时在海上，有些渔民生病了，因为风向、气候的问题，不能及时回去治疗，只能靠身体硬挺着，听天由命。现在条件好了，渔民出海很安全，作为老渔民我希望潭门的子子孙孙能够继续出海，开发南海资源深耕大海，维护我们国家的南海领土主权。

　　潭门渔民黄庆河：

　　海上凶险时唯《更路簿》能保平安

　　潭门世世代代在南海耕海牧渔的渔民中，流传着一句古语叫“自古行船半条命”。我们的祖辈征服南海时，唯有一本名叫《更路簿》的册子能帮助祖先避开海上的凶险。因为上面不仅记载着航行线路，还记载着南海途中的水流、风向和暗礁。每个渔民都希望自己的子孙能够掌握好《更路簿》的航海知识，保护自己平安归来。

　　出海就是靠天吃饭，一旦没有风就很危险，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会随着水流漂向何方，这时就要认真观察大自然给你的信号。一是用水锤放在水里看水的流向及流速，来判断自己随着水流流向哪个方向及行船的距离，等有风的时候就可以原路返回；二是看鸟儿飞行的方向，白天鸟儿出海觅食，觅食完就会往岛屿的方向飞去，帆船就可以跟着鸟儿飞行的方向确定岛屿的具体方位；三是看照云，在阳光的照射下，天空中的照云和海里的礁盘会相互照应，形成白色，这样就能找到方向。

　　我们一年中出海的时间总共120天左右，所以潭门渔民习惯把这段时间称之为120个灾难，因为每一天都过得很凶险。岁月流逝，属于我们这些老渔民的时代已经过去，《更路簿》也不再使用，而作为祖传的宝贵财产珍藏家里。

　　潭门渔民卢裕永：

　　将继承传统扬帆远航

　　我祖上世代出海谋生，辽阔的南海养育了世世代代的潭门人，但汹涌无情的大海也带来很多灾难。我的祖父卢家万，是潭门土生土长的船长，民国时期，他靠着一本《更路簿》多次开船前往南沙海域从事生产作业，将生意做到了新加坡。不幸的是，1948年祖父在南沙生产作业的过程中遇难，永远留在了南沙。我的大伯卢传民，解放初期是船长，1952年不幸在西沙晋卿岛附近遇难，尸骨至今仍埋葬于晋卿岛。从我记事起，大海的无情，给家族造成了沉重的打击，但依然无法改变我闯荡南海的勇气和决心。

　　19岁时，我就已经跟随潭门的船长到三沙从事生产作业。记得第一次远航南沙，依靠《更路簿》的指引，我们的渔船顺利到达了渚碧礁，挖到了深海的富矿。在西南沙潜水作业时，我们多次在海底发现明清时期沉船的一些陶瓷文物，但毕竟这是祖先们留下的历史痕迹，所以我们从不私自打捞。多年海上生活，让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基本掌握《更路簿》中记载的航海技巧，也懂得利用航海图和使用罗盘，驾驶渔船在海上乘风破浪。如今我在南海作业已有30年了，我的儿子也经常出海，家族世代在南海作业的传统依然保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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