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光明论】谢地：供给侧改革是对我国脱胎换骨的改造

　　编者按：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日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听取专家学者对当前经济形势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座谈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上海社科院院长王战、湖北省发改委主任李乐成、深圳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思康、宝钢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美的集团董事长方洪波等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各自地区或各自企业的实际先后发言。另外，来自清华大学的胡鞍钢教授等专家学者也就当前宏观经济运行中的一些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隔两年，习近平再次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谈了什么？此前两期【新常态•光明论】已刊发李杨和胡鞍钢的独家约稿文章，以下刊发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独家解读稿件，以飨读者。

　　谢地指出，引领新常态关键是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从而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满足及创造新需求，牵引我国经济整体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条件。

图为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 　　作者：辽宁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谢地

　　2016年7月8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主持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指出：“从经济运行看，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特征更加明显，必须坚定信心、增强定力，坚定不移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培育新的经济结构，强化新的发展动力”。如果说“认识、适应、引领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认识、适应新常态的基础上，引领新常态、最终跨越新常态的关键步骤。

　　认识新常态，应该把新常态视为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必然呈现出的客观经济现象和阶段性特征，并提升到经济规律的层面来加以把握。例如：从消费需求看，我国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从投资需求看，我国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以后，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从产业组织方式看，适应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要求，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逐步消失，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从市场竞争特点看，我国市场正在从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从资源环境约束看，我国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的必要性凸显；从资源配置模式和宏观调控方式看，我国经济生活中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既要全面化解产能过剩，也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探索未来产业发展方向，必须全面把握总供求关系新变化，科学进行宏观调控，等等。这些都是我国经济发展现阶段出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情况，是客观经济规律作用使然。

　　图为谢地在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发言

　　适应新常态最需要的是战略定力。既然新常态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经济规律作用的结果，我们必须适应新常态。适应新常态的关键是保持战略定力，辩证看待经济下行，对由于结构性调整造成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应当给以更多的理解和包容，不以GDP论英雄。以东北地区为例，今年上半年，东北经济下行压力仍然很大，基本上没有改变2015年下行的态势。但同时应当看到，在这轮经济增速下滑中，除了房地产业，下滑最多的主要是重化工业、资源型产业，也是我国产能过剩的主要领域。产能过剩相关行业的凋敝乃至衰退，已经或正在产生一种倒逼机制，迫使东北地区要加快产业结构性调整，同时也为通过创新驱动，给东北经济注入新动能，寻找新的增长点创造了条件。事实上，这种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已经开始出现。其主要表现：一是“有中生新”，例如辽宁充分发挥装备制造业的优势，贯彻习近平同志“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的要求，全力以赴解决“原”字号、“初”字号产品居多的问题，推进辽宁“重装”升级，迈向产业中高端。二是“无中生有”,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弥补原有结构的短板，在高速感应芯片、智能机器人、新能源储能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引领新常态，关键是在“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有力、有度、有效落实好‘三去一降一补’的重点任务”的基础上，通过创新驱动，促进产业迈向中高端，从而优化供给结构，以更好满足及创造新需求，牵引我国经济整体进入更高的发展平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创造条件。强调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跨越新常态，是基于我国经济生活中，无论微观、中观、宏观，还是国际竞争领域，乃至政府治理环节仍然大量存在的、明显的结构性矛盾。这些矛盾的集中表现是企业创新乏力、产业结构升级缓慢、过度竞争明显、经济发展方式粗放，在国际竞争中被锁定于国际产业链低端难以自拔，过于依赖总需求刺激和投资拉动政策来实现增长与发展，等等。这些问题表明，供给侧结构性矛盾是现阶段我国供求矛盾中的矛盾主要方面，解决经济中长期稳定增长问题，不能再采取大水漫灌的强刺激政策，而只能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我国经济进行脱胎换骨式的改造，实现结构优化、转型升级的战略目标。这是我国经济破茧成蝶不得不经历的阵痛。正如2015年11月10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所强调的，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有利于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

　　为此，一是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场、观点、方法，概括、总结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规律；二是着力培养造就国际一流经济学家和有国际视野的企业家队伍，引导发展预期；三是把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转型升级有机结合起来，以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更好地发展国有企业；四是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引导民营经济进入“新经济”领域，并着力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五是在坚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基调不动摇的同时，注意在需求侧同时发力，特别是发挥好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投资重点应该选择那些既能够解决供给侧结构性矛盾，弥补供给短板，同时又能扩大有效需求，拉动经济增长的项目；六是对经济下行明显的区域给予更多的政策倾斜，以帮助其迅速走出困境；七是通过体制、机制和制度创新，致力于从微观、中观、宏观、国际经济关系以及政府治理等多层面、全方位地解决供给测结构性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