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好人法”，还要“好人术”

　　上海市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日前表决通过了《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这部俗称“好人法”的条例，鼓励和倡导普通市民参与紧急现场救护活动，且紧急救护行为受法律保护，对患者造成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此条例11月1日起正式实施。

　　道德的法律化，有助于法律的道德化。优良的德行变成法律维护的对象，也就成了法律的外在道德。“好人法”通过“好人免责条款”，将人类悲天悯人、救死扶伤的道德法律化，法律又反作用于道德，厚植社会道德土壤。在“人心不古”“好人难做”语境下，杭州、北京、上海等各地接连出台“好人法”，尤显善意。

　　当一个人发生紧急情况，亟待他人现场救援时，法律供给也许不是唯一需求，甚至还不是第一需求。“好人法”只在救人的法律责任豁免上着力，旨在缓解施救者免于被讹诈的恐惧，然而这还不够，紧急现场救护不能光凭一颗热心，也不是有“好人免责条款”就行，还要有“好人术”——急救知识与技能，这才是最迫切、最重要的。比如，面对一个心脏突然停搏而倒地的病人，留给抢救的时间只有区区数分钟，假如施救者不懂得做心肺复苏术，一切等于零。资料显示，中国每年心脏猝死人数约54.4万人，相当于每一分钟有1个人，居全球之首，而能够抢救存活的患者不到1%，远低于发达国家2%~15%的抢救成功率。假如，较大一部分公众拥有一定的急救知识与技能，便能把其中的一些人从死神手中抢回来。

　　论急救水平，问题也许比法律保障不足更尖锐。普通公众，多少人懂得做心肺复苏术？多少人听说过AED设备（自动体外除颤器，一种可被非专业人员使用、用于抢救心源性猝死患者的医疗设备）？即使在上海，持证的救护员也只占总人口的0.7%，与一些国家比相去甚远。现实而言，国内急救培训仍处于起步阶段，普遍存在缺乏制度支撑、系统性不足、社会普及率偏低、培训经费短缺、社会化培训费用较高等等现象，导致公众认知不足。调查表明，目前国内急救知识普及率不足2%。去年“世界急救日”前夕，本埠媒体曾做调查，结果大多数街坊选择将急救任务留给专业人士，理由是“缺乏急救知识和对自己的急救知识不确信”。

　　急救培训与实施，涉及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必须提升到法律法规高度予以规范，必须完善制度环境，这是活动得以长期、深入开展的基础性保障。譬如，从法律法规层面厘定公民参与培训与施救的义务、保护施救者的权益等；制定我国急救培训教材及定期更新制度；建立证书效期制、重复培训制度及长期稳定的培训基地；明确培训经费来源以及政府、单位、个人的摊分比例等。法律用以明确地位，制度保障纳入正轨，急救培训才有所依托，告别散点状态。

　　对公众进行急救培训，是一种补救措施，根本出路还在于从小开始的系统化甚至是终身教育。根据儿童发育特点设计、开展急救教育，循序渐进、由浅入深，最终内化成为他们的一种人生技能。一些国家的急救教育真的做到了从娃娃抓起：幼儿园通过玩游戏告诉小朋友是什么是危险的，小学阶段学会急救电话的正确运用，初中阶段学习一些基础性急救方法，高中阶段更进一步，学习心肺复苏术。广州已开展一些急救培训进校园活动，如广东省人民医院去年就组织了“心跳使者”到华南理工大学搞相关培训，受到大学生的欢迎。

　　天有不测之风云，现代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意外随时可能发生。遇到意外时，不要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专业人士，学点急救知识与技术，对他人、对自己都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