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信的当代意义

　　◎“文化自觉”摆脱了“文化启蒙”状态下主体性丧失的被动地位，“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开始主动认知自身文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发展之中。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为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为创造一套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踏上这一征途的心态和底色便是文化自信。

　　晚清以降，中国向西方的学习经历了“器物—制度—文化”三个由浅入深的阶段：从单纯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为变革自身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组织形态，最终演进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与批判。这一批判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仍未完结，其时的“新启蒙”延续了历史上数次文化启蒙的思维方式，将中国文化置于后来者和劣等生的位置上，驱使其不断追逐和效仿更为“先进”的西方文化。可是谁曾想到，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过去的“劣等生”竟然创下了“中国崛起”的世界奇迹。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大幅提升，“中国模式”和“中国道路”成为全球性的热门议题，而溯源至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便是其中一条重要的思路，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和重视也随之日盛一日。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费孝通先生就曾提出“文化自觉”的概念。具体来说，“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 ，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 ” （ 《反思·对话·文化自觉》 ） “文化自觉”摆脱了“文化启蒙”状态下主体性丧失的被动地位，“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开始主动认知自身文化并以独立自主的姿态积极投身于新时代的发展之中。以此为背景，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的“文化自信”这一战略任务也就有脉可循。“文化自信”既接续了“文化启蒙——文化自觉”这一历史发展路径，同时也彻底扬弃了“启蒙”压力下的“劣等生”心态，并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更加自信、主动和开放的态度加入到多元文化交流碰撞的当代世界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全党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与文化自信。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95年中，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到强起来、富起来的脱胎换骨的历史性巨变。这一伟大成就不仅意味着物质上的财富与成功、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上的先进和完善，更化育出支撑我们不断前进的文化基因。在中华民族深厚独特的文化基因中，既有五千多年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又有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包括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正是建基于上述三者的有机交融，既葆有传统文化的古老辉煌，又承继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正确发展发向，更能始终保持面向未来的开放品格。

　　真正的文化自信并非一句轻松的口号，或是偶尔为之的“故作姿态” ，而是通过不断地打破旧有状态，在持续向外开放的过程中汲取新鲜有益的质素，从而完成对自我的超越。历史进程中的自信者、变革者与入世者无一不是敢于自我超越和不断攀升的勇者。日本学者竹内好在探索近代日本的发展道路时，曾提出“回心”与“转向”这一对概念，可以作为我们理解文化自信的参考。他指出：“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发生回心的地方不可能产生转向，反之亦然。 ” （ 《近代的超克》 ） 。如是观之，文化启蒙便是不断“转向”所谓的“先进”文化，无论如何勤勉地追赶“世界潮流” ，最终都将失却自身文化的立足之地，真正的交流、互动与生长也就不再可能。所以不论是全面西化，抑或是固守传统，皆属避世者“自我放弃”的一体两面，进而封闭了现实中自我发展的无限可能。因为一味追逐“先进” ，其实是以他者的发展道路为自家前进的参照标准。西方先进经验当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必须内化为当代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才真正具有建设意义。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重要的是参与发展标准的制定，而非以某种外来标准“规训”自己。当然，沉溺传统，同样如此。相反，文化自信正是在不断“回心”的基础上，通过与多元文化的互动与对话，营造一次次自我变革的契机。只有在坚持自身文化的立场、特色与诉求的前提下，亦即在自尊、自爱、自信的基础上，才能开展有效的自我反思与多元互动，不断革新和发展自身的文化。这便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的“不忘初心”同时又强调要“继续前进”的深意所在。

　　文化自信虽是继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之后新近增加的第四个自信，却被认为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只有将文化自信内化为时代普遍的情感结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才有不竭的动力。如若没有文化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也就只能流于空谈，如同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般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 ）文化自然属于“上层建筑” ，需要与一时期的物质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人的“自信力”也随之上升。而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上层建筑”也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甚至起到举足轻重的影响。历史一次次证明，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只有以先进理论和先进文化为导向，才能超克危机，开拓新路，夺取胜利。而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刻，如果没有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自信，如果失去建设自身文化的领导权，中华民族的有机体就被抽去了“精气神” ，从而陷入到“不知向何处去”的惶惑之中，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就无法最终实现。

　　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完全有能力、有信心为探索出一套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方案” ，为创造一套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更为公正的国际秩序作出自己的贡献。而踏上这一征途的心态和底色便是文化自信。我们既不能退回到封闭保守的老路，也不能步入盲目追赶他人的邪路，更不能陷入到唯我独尊的“霸权”心态之中，而是要始终秉承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构想，以更为独立、开放的姿态，投入到创生新世界的伟大实践当中。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特约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