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开富：徒步长征路是一次精神洗礼

    【核心提示】他是我国唯一连续两年获中国新闻一等奖的记者；他是我国唯一连续两年因写内参和批评报道，连续遭到打击迫害、追捕的记者；他也是继红军之后，我国唯一完全按长征原路、同样用时368个日夜走完二万五千里的记者；他也是先后在2800位向导、陪同和医生一起走路、签名见证下，每天完成一篇见报稿件、每天写日记的记者。期间，他丈量了红军翻越过的五座高海拔雪山垭口的高度，用15日天时间穿越草地。罗开富，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经济日报》常务副总编辑，2009年3月退休后，担任中国经济前沿决策顾问中心副理事长和中国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会执委、感恩长征路系列活动总顾问。

    罗开富在于都县接受记者采访，讲述了昔日徒步长征采访的经历。

    谈及1984年10月16日至1985年10月19日沿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原路徒步采访的初衷，罗开富这样表述，徒步长征路目的有三点——用新闻的形式再现当年红军伟大长征，填补历史上没有报纸对红军长征做系统真实报道的空白；为反击当年反动派在报纸上对红军长征的污蔑和歪曲；同时给进行四化新长征的人以启示。

    “当代人既要关注长征，又要体验长征”“红军长征留下来的精神，永远是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能够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是我们一生的幸福”“曾经从这里走长征路，到现在再来于都县，几十年过去了，在这里谁也不认识谁，我无疑斗不过岁月，而赣南的于都、瑞金等地变得更年轻了，而这片红色土地唯一没变的是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贡献。”8月22日晚，罗开富在赣州市于都县接受了记者采访。75岁的罗开富依然声如洪钟，在一个小时的采访中，现场追忆起了自己曾经徒步长征时的艰辛、感动与震撼。

    关键词一：艰辛

    “没有沿途人民的帮助，不可能走到吴起镇”

    抚今追昔，讲到动情处罗开富难掩激动的心情。

    罗开富：我在红军长征50年后的同一天、同一时刻，即1984年10月16日傍晚，与于都县的先导邱勋志、谢登泉冒着细雨踏上征途。夜半，我们走进黎村乡，凌晨两点终于找到了50年前中革军委领导当晚的宿营地。我顾不上脱去湿衣，赶紧写报道，写完后又赶紧打电话，用口述方式把报道传回报社。

    此后的368天，我大多靠乡村这种电话或到乡邮电所拍发电报（农村找不到传真）传稿。走了20多天后，不少新困难冒出来了，首先是农村设备落后，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再一个是没有钱付电讯费、伙食费，当时电报每发一字三分钱，新闻稿减半，所发报道约在两千字左右，当时自己每天收入3元，而每天交电报费外，还要支出1元2角钱伙食费，那时沿途山区基本没有电，还要购买蜡烛和手电电池。

    后来，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为我办理了人身意外伤害险，还通知沿途各地保险分支机构为我的健康和安全提供保障；中国农业银行发通知，我在沿途可随时到各县支行预借所需费用；邮电部电信总局向有关省、区及其所属邮电部门发出公电，要求为我提供电讯特别服务；有关费用，可做特例，将账单等寄回报社。从1984年11月底开始，我再也不用为缺钱、找不到邮电所发愁了。

    但是，这也给沿途人们增加的困难也是难以想象的。比如，红军经过的草地有8万多平方公里，邮电所十分稀少，在有路可走的地段，邮电所同志骑着快马寻找我的宿营地接稿；没有路的地方，邮电所同志就跟我一起走，等我写完稿，待抄到电报稿纸上后，赶紧背着发报机去寻找有电的地方发报。

    为了保证我穿越草地的15天内有电可供，四川阿坝州邮电部门想了很多办法，为我配备了发电机、油料、帐篷等，用3头牦牛拖着走。草地腹心地带是沼泽，我们走了8天，陪同的同志每天要竖起8米多高的铁杆，上面架30米的天线供发报。有一天，大家冒着架好的天线，正在固定时，突然一阵狂风把天线和铁杆吹倒了，砸伤了很多人，其中向导阿布索（藏族）右大拇指粉碎性骨折，留下终身残疾。有些时候，金钱还可以清，但欠下的感情却换不清。

    这也使我想起许多老红军对我说过的话：“没有党的正确领导，没有沿途人民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不可能走到吴起镇……”和平时期走长征路，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关键词二：危险

    抓着牦牛尾巴，才从沼泽的泥潭里出来

    罗开富展示自己过草地时的老照片。

    罗开富：一提到艰苦奋斗，我们就会想起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我爬夹金山时刚到海拔3500多米处，由于体力不支、空气稀薄，昏昏沉沉不知不觉就跌坐在冰水中，要不是解放军军官杜宝玉及时发现，把我拖出来，后果将不堪设想。后来我还掉进了雪坑，是藏族向导汉尔加拼命把我拉了出来。最后一座雪山是打鼓雪山，下坡太陡，我不慎滑倒，滚落30米，是先下山的5位藏族向导，在半山腰设置了拦网把我接住的。

    1985年8月10日，我们带着电台、发报机、帐篷、米面油、干牛粪等用品走进了草地。8月17日，我和7位藏族、羌族向导以及两名发报员全都陷进了日干乔沼泽地的泥潭。我们只好解开牦牛、马背上的缰绳，分头把物品扛在肩上或顶在头上。

    因为牦牛腿短，没陷多深就被泥水呛了鼻孔，乱挣乱蹦起来。一名向导抓着牛尾巴，被顺势扯了上去，后来众人才得以脱险。

    摆脱了泥潭的灭顶之险，面临的饥饿同样威胁着大家的生命。所有的盐巴、面条、做柴火用的干牛粪都泡湿了。我们只好劈了床板和几节木头，用仅剩的几根腊肉骨头熬着跑过水的面块吃。木板烧光后，剩下的羊肉只好生吃，还要到麦曲河里戳鱼，切块生吞，大家几乎吐尽了胆汁。直到第5天的8月22日，两名藏族妇女送来了两大匡干牛粪和一小包盐巴，还有一些酥油、糌粑等，才解了困。

    这使我对红军过草地时的经历又有了新体验。党和军队经历过这些艰难困苦，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

    关键词三：感动

    “红军就是自己有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穷苦百姓的人”

    罗开富：徒步长征路对我是一次精神洗礼，也使我感受到了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要用事实告诉人们什么叫共产党，什么叫红军！共产党、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穷苦百姓的人。

    1984年11月7日中午，我走到湖南汝城县沙洲村。有一位老太太名叫徐解秀，50年前的昨天晚上，3位女红军和她睡在厢房里，4个人盖着她床上的一块烂棉絮和一条女红军自带的被子。第二天，（1934年11月7日）下午3点多，红军要开拔了，3位女红军把她们仅有的一条被子剪了一半给她。三位女红军对她说：红军同其他当兵的不一样，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是人民的军队，打敌人就是为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罗开富在于都县接受记者采访，讲述徒步长征采访的经历。

    徐解秀和丈夫朱兰芳想送她们走过泥泞的田埂，到了山边时，天快黑了。她不放心，想再送一程，因为脚小走路困难，丈夫就和她讲好，送她们翻山追上大部队后就回来。谁知道丈夫当天没有回来，跟三位女红军一样，从此没了音讯。年年这几天，她都要在与丈夫和女红军分别的山脚下等好久。

    她问我：“你能见到红军吗？”我答：“能见到。”她说：“那就帮我问问，她们说话要算数呀，说好了，打败敌人要来看我的呀！”她说到这里，脸上已流下了泪水。

    “不是说好的么，送红军翻过山，就回来，还要我烧好洗脚水等他。50年了，我不知烧了多少盆洗脚水，凉了又烧，烧了又凉，就是等不到人啊！是不在人世了？”

    老人说：“你们说，一条被子能剪下半条给穷人，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她们上山时，还在一步三回头地对我说：大嫂，天快黑了，你先回家吧，等胜利了，我们给你送一条被子来。现在我已有盖的了，只盼她们能来看看我就好。”

    我擦了擦泪水，握着老人的手说：“徐大娘，我一定向红军汇报，尽力帮你找到她们。”她点点头说：“找到就好，找不到你也要回来看看我呀。”

    5年后，我背着多位老红军送给徐解秀婆婆的被子赶到沙洲村时，想不到3天老人去世了。她的孙儿告诉我：“奶奶临走前的几天，眼睛总是闭了又睁，断断续续地说，那3位姑娘和你爷爷会回来看我的……是她们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红军，什么叫共产党，共产党和红军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