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杨敬年：九旬翻译国富论 自认从未年迈

　　1998年，90岁的杨敬年在书柜前，与自己翻译的《国富论》合影。家属供图

　　杨敬年在书桌前整理笔记。家属供图

　　姓名：杨敬年

　　性别：男

　　终年：108岁

　　去世时间：

　　去世原因：病逝

　　生前职业：南开大学政治经济系教授，90岁完成论著《人性谈》，重译《国富论》

　　9月4日11时50分，杨敬年于天津病逝，享年108岁。

　　这个出生于光绪三十四年的世纪老人，是我国财政学和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1948年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次年在南开大学主持创办财政系，1982年又在全国率先给研究生开设发展经济学专业课程。

　　他曾被划为右派，被迫离岗22年，又接连遭遇妻子瘫痪、儿子早逝的变故；“文革”结束后，他以71岁高龄重返讲坛，90岁完成综合性论著《人性谈》后，又重译了《国富论》，百岁时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

　　“不管将来或过去之有无意外，或意外之幸或不幸，而只用力做其所应做之事，此之谓以义制命”。他多次提到，冯友兰的这句话，影响和总结了自己的一生。

　　克服逆境

　　做力所能及的事

　　一进杨敬年的家门，最先映入眼帘的，是靠墙的深色木质大书柜。

　　书柜由六个双开门组成，高两米，宽约四米，里面摆满了各个年份出版的书籍：和主人的年龄一样，印证着历史的轨迹。

　　“爷爷住在南开的高知楼时，屋里屋外到处是书，摆不下的便摞在床头，所以专门为他定制了新书柜。”杨敬年的孙子杨华说，为迎接祖父百岁生日，专门买下这个离校很近的住处，一家人从校园里搬了出来。

　　事实上，这次搬家前，杨敬年已在南开住了半个世纪。在这里，他经历了人生低谷。

　　1957年，这个曾经的南开大学财政系主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在被迫离开岗位的22年里，他被分配到经济系资料室，不仅要参加政治学习，写思想汇报，还要完成不定期的义务劳动和清洁工作。

　　“文革”后期，他又遭遇了家庭变故。1974年，妻子因脑溢血瘫痪在床，儿子杨修慧陪护在身边照顾，却在两年后因尿毒症意外早逝。

　　悲痛之余，女儿的学费，儿媳和侄女的接济，以及家庭的支出，都压在他一个人身上。

　　贫寒交迫、命运折磨，杨敬年“以义制命”，消化着苦难。他坚持完成了学院交给自己的任务，翻译了7部经济学著作，并配合承担联合国文件翻译和审核工作，共计500万字左右。

　　“命运总有不公的时候，而我能做的，无非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才智，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之后有学生问杨敬年克服逆境的动力时，他这么回答。

　　在这段艰苦岁月中，每当心中难以平静，他便会聆听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和萧伯纳的故事，更是支撑他走过这段晦暗生活的苦口良药。

　　这是他不轻易诉说的秘密。

　　在他人看来，不管经历天大的磨难，杨敬年始终能从追求学问中找到安慰和力量。

　　情系南开

　　71岁重归教育一线

　　1979年，杨敬年恢复教授职称后，要求重回讲台。当时他71岁，早已过了退休年龄。

　　“做学问、教书是我最擅长的事情，若不能为教育事业做些事，必将是一生之憾。”他向系里表示。

　　两年前，杨敬年已自告奋勇，为几位政治经济系学生讲授专业英语课程。

　　那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年。入学摸底考试后，学院决定为77级张俊山等6位英语成绩较好的新生，单独开设英语学习班，与其他同学分开教学。

　　两年间，听课的人由六七个学生，扩展到几十个学生和青年教师。

　　“杨老师每学期都托朋友从香港、美国带回西方经典经济类原著和杂志，再从中摘取适用的文章，亲自编写专业英语教材。”张俊山回忆。

　　起初，同学们都认为课本太难，上课听不懂，年纪最小的邹玲因为太多单词不懂，动了退课的念头。

　　她到老师家中想说明情况，却看见70多岁的杨教授在自学法语。杨敬年向她说起自身的求学经历：因“马日事变”“七七事变”等，他比常人多花了12年时间才学成回国。“你们年轻人要珍惜能够学习的机会，不要因为一点小困难就放弃，看看我就知道，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

　　杨敬年坚持先难后易的原则，在其“执着”下，一学期下来，班上同学的英语成绩突飞猛进，阅读外国文献的速度越来越快。

　　同为77级学生的孟宪刚觉得“更幸运”。作为系里的四个“老高三”之一，他在考上南开前，已经学了六年俄语。

　　系里决定为四人专门开设俄语课。但当时能教英语的教师都极度稀缺，更不用说是其他语种。这时，杨敬年再次站出来说，自己当系主任时自学过，可以一试。

　　孟宪刚怀疑这位从牛津大学留学归来的教授，未必教得了俄语。

　　第一次上课，杨敬年带来了自己总结的语法资料，并坚持用原著讲课。

　　“非常受用。”孟宪刚说，两年课程结束后，自己在人大研究生考试中取得了九十多分的外语成绩，超过许多俄语专业的学生。

　　高校讲台，杨敬年一站就是16年。直至1994年，86岁高龄的他才宣布，因身体原因不再授课。

　　16年来，杨敬年每节课都提前到教室，下课铃响起后，也要多讲两分钟才走。

　　“先生总是穿着灰蓝的中山装或者黑色西服，声音也特别洪亮，比谁都精神。”邹玲忘不了80多岁的杨敬年站在讲台上时，那种痴心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感染力。

　　笔耕不辍

　　百岁自认远未年迈

　　回归正常教学后，杨敬年家里时常有学生登门。不管在做什么，只要学生来请教，他一定放下手中的事，优先帮学生解决难题。“杨教授有求必应，从来不会拒绝。”不少学生描述。

　　他还主动给学生们写信问候，并复印自创的保健操，送给体质不太好的学生。

　　与学生交流之余，杨敬年的全部时间几乎都用在读书上。日常花销80%以上用于买书是年轻时养成的习惯，送书给学生则成为退休后的新风气。这些年，光邹玲一人，就收到他108本赠书。

　　90岁时，他还创造了一个奇迹。当时，撰写了两年的《人性谈》刚出版，陕西人民出版社联系他，提出翻译《国富论》的请求。

　　这对于研究经济多年、又有着专业英语水平的杨敬年来说，并非难事。只是90岁高龄，需要多久译完，编辑们做好了等待两三年的准备。

　　杨敬年却默默制定了翻译计划：每天3点起床，翻译4个小时，7点准时锻炼，一小时后吃早饭、休息，再看会儿书，11点半吃午饭，下午继续校对和下一篇的准备工作，晚上8点左右睡觉。

　　在精准又严苛的时间表下，11个多月后，74万字的译文顺利交稿。该译本在4年内，重印8次，发行5万本。一本经济学专业的书籍成了受人欢迎的畅销书。

　　上世纪90年代末，互联网兴起，91岁的杨敬年决定买一台电脑，用途只在于两点——写邮件和看新闻。

　　杨华的印象里，有了电脑后，爷爷不再给学生写信，而是坐在电脑前码字，每周定期给国外学生发电子邮件，从不间断。

　　有人登门拜访，谈论起国家大事，他也可以滔滔不绝说上大半个钟头，不少都是从新闻网页上浏览到的信息。

　　自传《期颐述怀》中，杨敬年还专门写了一节如何安度晚年的文章。在他看来，自己远没有到“年迈”的时候。而晚年是人生的绝妙时光，工作与学习并不因年岁的增长而停止。

　　2013年患肺炎后，杨敬年身体每况愈下，但仍要求保姆每天早晚为他读一小时书，并一直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

　　大多时候，他喜欢听唐诗宋词，每听一次，便跟着背诵出来。名人传记和四书五经，他也会跟着一起念。

　　百岁之前，杨敬年每年应学校邀请，会在新生开学仪式上发表演讲，每次内容都不尽相同。

　　今年，他原本答应了在南开新生入学仪式上，做一段简短的开学演讲。

　　9月4日，和杨华说笑着“过两天就能出院”的杨敬年，病情突然急转直下，随后陷入昏迷状态，再未醒来。这一天，距南开新生入学，不到一周。

　　(记者 赵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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