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瑞敏：供给侧改革是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市场机遇

    近日，在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把海尔作为全球工业转型进程中的下一代工业范式的典型向全球进行推介的同时，管理理论界有舆论认为海尔模式将为正在深入推进的供给侧改革提供重要的微观制度创新样本。由于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占比较大，产业层次复杂，组织主体众多，中国供给侧改革的宏观调控方式和市场主体的微观制度创新成为全球瞩目的理论创新焦点，如何从微观经济制度创新的视角去看待事关中国经济转型全局的宏观调控？新华网记者就此采访了帕勒咨询公司资深董事罗清启先生。

    供给侧改革是未来十年全球最大的市场机遇

    新华网：从目前的一些舆论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一种中国的宏观经济学话语，海尔张瑞敏先生认为，不要把这项改革单纯地理解为宏观调控政策，企业要把它当成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市场机遇来对待，海尔第三季度业绩的高速增长就很好地佐证了这个观点。站在企业的微观经济视角我们应该如何深入理解这个调控政策，如何科学地抓住这个机遇？

    罗清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影响力到现在还是被低估，而且还是大大地被低估。有舆论把这个改革看成是同发达国家始于1970年代的供给侧改革相同的政策操作，这种观点有很大的误区：我们的经济体量巨大，实际上大于当时英、美、德三个开始供给侧改革的三国经济总量的和；当下全球经济低迷，我们的经济还是保持了较高速的增长，而当时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速低迷甚至是负增长，我们的重要任务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实现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也就是大转换，从低、中层次的产业层级向低、中、高的产业层级迁移。

    因为我们经济体量的关系，这个改革一开始就超出中国一国的范畴而具有了全球意义，它将会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全球供应结构和需求结构的变化，那么我们要用什么样的组织管理方式，用什么样的产品结构去呼应全球市场将是中国企业未来十年最重大的课题，也就是说，国家政策辐射的空间或者是辐射的延伸空间都是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活动投射的主战场。这其中海尔有个典型的例子需要企业做深度思考，德国一家覆盖欧洲的零售企业向海尔的一款全球独创的双滚筒洗衣机敞开了大门，原因是这款产品的需求创造能力超过了原有发达国家的最高端洗衣机，中国的产品成为了欧洲市场的高端产品，这在以前完全是不敢想的。

    互联网的通信特征是消除了距离，这种技术能力使供给侧和需求侧具备了零距离的物质条件，但在一定意义上说，这种状态下的互联网技术仍然不具备成为客观现实生产力的条件，我们必须用一定的组织形式把供给侧和需求侧零距离地组织起来，新的互联网式的生产力才能大规模地迸发出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仍然深深地沉浸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氤氲的制度惯性之中，我们供给侧改革的最终目的就是要从全局的广度和结构性的深度去推进供给侧和需求侧的零距离直连，这个直连的战略机遇期大约在十年左右，企业应该尽快地并轨到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轨道上来。

    微观组织与宏观调控间的关键是差异化组织能力

    新华网：你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的供给侧改革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全球的供应和需求结构，对我们的企业来说这是重大的机遇，但是，我们相信全球市场空间不会自动走向中国企业，我们必须颠覆自身的现状奋力去抓取，这其中有什么障碍需要我们去跨越，有什么机会需要我们去抓取，这中间有什么好的路径可以给中国企业以提示吗？

    罗清启：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第一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决定目前全球市场结构或格局背后的决定性结构是什么，以及当前这类决定性结构的重大演变是什么？第二是我们的企业要用什么样的组织方式去组织全球变化了的要素环境，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就是如何解决中国企业国际化的战略障碍问题，我们必须深度理解并且要借助供给侧改革的全球作用力，去创造和沉淀中国企业的新的组织方式，通过这个组织方式去抓取全球机会。

    供给侧改革不会给我们送来简单的贸易机会，中国第一阶段的开放让我们变化成为一个巨型的世界工厂，我们集中了全球的产业簇群和生产能力，我们成为最大的工业品贸易大国，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庞大的贸易额度被限定在单纯的经济活动层面，也就是我们的经济活动没有伴随大规模的信誉活动，也就是品牌没有在全球建立，这是个很大的缺憾。

    我们应当对全球市场的决定性结构有个清醒的认识，除资本之外，最重要的要素有三个，一是传统知识创新体系带来的技术资源，二是因互联网的应用而大量涌现的需求性技术资源，三是组织能力，这三种要素在全球国家间的分布都是不均衡，中国的企业要走向全球必须在这三种要素上占有相对性的主导地位，我们才有可能在全球市场上发展出我们自己强有力的经济形态。

    把管理学当成是完全的科学是容易引起经济实践的失向的，管理学不是自然科学，至今全球管理学仍然在理论的层林中蹦跳，其中一种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不仅包括事实判断，更为重要的是还包括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在中国企业的维度就是要发展出基于中国的不同组织形式的组织理论。管理在今天被描述为美国版本的基础模型和这模型在不同国家的变体，这是极为不严谨的一种描述，管理学的美国模型来源于由美国市场到全球市场发展起来的美国跨国公司，美国的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主导了全球技术资源、需求资源和组织能力资源的分布，这就是美国版管理模式主导全球管理话语的真正原因，但是组织能力永远不能单独存在，它是一定经济形态的组织能力，组织能力的转移或者获得必须同步于自己的经济形态，这就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中国大多组织能力的探讨仅仅局限于高等教育的理论探讨中一样，我们不能平移发达国家的组织能力，原因是我们缺乏与这种有竞争力的组织能力相对应的组织载体。

    我们还有必要提醒中国企业注意：我们供给侧改革的时代背景是全球人类生产进程的互联网化，这种变化的结果是需求资源获取出现了公平化的倾向，全球企业在这个要素的竞争上基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在传统技术资源方面中国高校与研究机构组成的技术供应体系实际上已经在全球崛起，其竞争力已经非常强大，这一点我们要客观认识，但是，他们正处在与产业的对接磨合期，我们需要用制度手段去承接这个技术体系成果的转化。此外，最重要的短板是我们组织能力的提升，这个维度的直观表现就是组织采取什么样的组织结构或者是组织形态，在微观组织和宏观经济调控之间的关键性桥梁是组织形态差异化的组织能力，这种差异本质上是国家间企业组织能力的差异，这是一国经济保持竞争力的关键。

    “握起来的手”用平台形式把供应和需求确定在一个组织内

    新华网：最近有舆论认为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对供给侧改革有重要的制度创新意义，如何深度洞察这个论断？怎么理解人单合一模式的制度创新在全球工业转型以及中国经济转型进程中的普遍意义？

    罗清启：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成一个简单的、短时期的供给压缩计划是短视的也是片面的，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个政策的战略性作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政策目标是：优化不同产业的产能，实现供给总量的动态总控，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的综合竞争力，其主要的着眼点是创生新的经济形态和新的经济运行制度形态，不能让调控成为一个战术行为。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主要任务严格意义上说并不仅仅限于经国济用这个初级要求，以它们为手段的经济必须护佑自己的经济以获得全球竞争力，尤其是对中国这样的全球大型经济体来说更是这样。传统经济学和管理学一定是全球经济的主导经济体的经验沉淀，而非全部经济体经济发展经验的普遍沉淀。我们现在看到的经济学和管理学实际是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经济组织能力的综合体现，这里应注意的是经济组织能力而不是其他，国家财富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对综合技术资源获取的能力，二是组织这些综合技术资源的能力。

    我们现在看到的福特模式或者是丰田模式实际就是发达经济体经济组织能力的一种抽象的表现形式，在知识的分类中我们把它列入了微观经济管理的范畴，个人的感觉这是不太科学的，大型经济体内像福特模式或者是丰田模式这样被普遍推广的生产方式从来都是一种国家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而不能仅仅将其置于企业范畴之内，一种生产方式在大型经济体内的导入将改变此经济体核心产业——工业的整体产业布局和运行逻辑，它带来的是整个经济体持久的财富获得能力，从另外的一个角度讲，宏观的调控政策反而是此类生产方式的配套政策和支持性的政策，因为发展不出微观经济竞争力的经济体即使有多么高超的宏观调控能力，其整体经济还是不会具有竞争力的。

    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一，我们的经济总量不能仅仅停留在大规模的加工制造这个范畴之内，必须进行质的跃迁，我想这是我们进行大规模的供给侧改革的制度化动因。本国尖端知识供应体系能力的提升，全球需求性的技术生产要素无边界地、大规模地涌现，低成本与大规模的加工制造能力，全球向中国集聚的产业簇群都对我们的经济组织能力提出了颠覆性的质变要求，这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催生的生产方式创生的制度性拉力，因为用微观制度形式去固定住我们的微观经济运行方式事关中国经济的全局。

    海尔人单合一模式最重要的制度突破是用平台形式把供应和需求确定在一个组织内，改变了传统经济学中供给与需求的二元分离状态——供给管理供给，需求管理需求，宏观经济管理供需之间的相互错位的状态在微观经济的运行层面得到解决，这实际是经济管理领域内的“握起来的手”。“看不见的手”实际上是供给主体的计划性与供给总体的无计划性与需求的无计划性的对应，“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是供给主体更大范围的计划性与供给总体的无计划性与需求的无计划性的对应，而“握起来的手”则是供给与需求的总计划性的准确性的对接，这种模式的特点不再需要去产能或者去库存，供给和需求的错位在微观制度设计上就已经去除了。海尔的模式还在探索之中，它之所以能引起发达国家管理理论界的关注，我想主要还是发达经济体本身经济转型的需要，因此，国内相关理论界不要把海尔作为一个转型个案去研究，要把它的模式放到中国乃至全球经济的互联网化转型的大背景下去研究才更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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