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留守儿童报告：监护责任缺失 法治不可或缺

    无法承担的重负

    7年时间里，卢佳雁已经习惯了缺失父母的日子，生活中的许多空白都是靠学校陈老师填充。

    在教室之外，卢佳雁每月至少会见到一次陈老师。为了填补留守儿童生活中的空缺，黑石头镇要求对每名留守儿童确立1名镇机关干部、1名教师和1名村干部进行帮扶和联系，要进行“一月一走访一辅导”。

    在全国范围内，把这个担子挑上肩头的并不只有黑石头镇。继《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今年2月发布之后，截至10月底，已有26个省份出台实施意见，这些意见大多要求乡镇政府、村（居）委会发挥作用。

    而在此之前，2013年，教育部、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共青团中央和中国关工委5部门就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关爱和教育工作的意见》，意见包括科学规划建设农村寄宿制学校，全面建立留守儿童档案等等。

    在黑石头镇，卢佳雁盼望着陈老师每月一次的家访。每到家访的日子，她不断地跑出屋门查看。但在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张旭东看来，这意味着更多棘手的问题。她发现很多留守儿童有“恋师”的现象，可许多老师很快就调走了。“年轻的老师在乡村里看不到前途，而且留守儿童给了老师额外的工作，但是待遇没有提高。”

    “有时候我都在想我们的本职工作，究竟是教书，还是照顾留守儿童？” 毕节市一名小学教师张平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山里各户相距遥远，他有时候整个周末都在山道上度过。他正带着毕业班，教学任务繁重，能牺牲的只有私人生活。

    即使教师已经在极尽全力，“学校的教育力量有限，如果没有家长的配合，很难做好。”有老师告诉张旭东，好多留守儿童 “跟老师说家里有事，跟家里说老师有要求”，实际却不去上学也不回家，在外游荡。

    为了让父母回归家庭，老师会向不知身在何方的父母确认身份信息和打工所在地，规劝他们 “孩子需要你们”。

    但是很多时候，教师发出详细又客套的信息后，相隔很久，才能得到父母的回复。通常是“是的，我在某某地，过年回家”，或者更匆忙的版本 “我在工地”。

    需要家长回来解救的，远不只是学校的老师。

    卢佳雁所处的毕节市，早在2012年5个孩子惨死垃圾箱的新闻发生后，每年就拿出约6000万元经费，设立留守儿童专项救助基金，采取一对一帮扶措施。作为留守儿童大省，贵州也在2014年4月由省教育厅和省妇联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留守儿童之家建设及留守儿童管理的通知》，提出在全省农村寄宿制学校建立800个标准化农村留守儿童之家。

    以毕节市素朴镇为例。根据媒体报道，镇上总共有1620名留守儿童，108名镇干部和84名村干部，平均下来每人要负责11名留守儿童。镇长在去一户留守儿童家家访的途中接到孩子的电话，不得不连连保证“爸爸今天一定回去，晚上晚点回去”。

    “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成了留守儿童了。”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中，经常听到毕节市的政府工作人员这么自嘲。

    但这仍无法阻止留守儿童的极端事件连续发生。“一些父母极不负责任，听说政府给钱养孩子，直接把孩子往这儿一领，说出了事儿你们负责。”一位地方政府工作人员愤愤地说。这位工作人员还见过许多父母，只负责每个月寄钱回家，“你说，不回家关心孩子，算不算履行了父母义务呢？”

    有媒体报道，毕节市黔西县一名乡镇党委书记曾接到村民电话称“我要出去打工了，你们把我娃娃看好”。村干部在劝返留守儿童父母回家时，也有家长说，“你们喊我回来，给我多少钱？”

    “父母的监管功能是无法替代的。”张旭东对记者表示，“意外伤害这种情况，如果父母在，得到更及时的处理。”而孩子成长过程中“规则意识的培养”，也需要父母的陪伴。全国妇联研究报告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一度占未成年人犯罪的70％，且有逐年上升趋势。

    中国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在全国的抽样调查发现，仅36.3％的未成年犯在入监前能和亲生父母长期生活，35％的未成年犯认为人生最大幸福是有温暖的家庭。

    2013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助理教授张丹丹进入南方沿海某市一所男子监狱调研，发现仅在这所监狱中，不少服刑人员都有留守儿童背景。“他们共同点是情感缺失明显，特别爱冒险，又缺乏从父母那里得到价值观塑造的机会。”

    “很多地方把父母外出的孩子单独养了起来，政府做多了家长就会退却。政府应该提供条件，提供帮扶措施，保障家长依法履职。”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未成年人（留守儿童）保护处主任科员林依帆说，“政府难以承担和应对所有的问题，特别是留守儿童这种工作对象是专业化多元化，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

    在黑石头镇，起诉卢佳雁的父亲，也是“没办法的办法”。针对父母多年外出打工，孩子长期缺乏家庭温情的留守儿童，毕节市采取了劝返其家长回乡创业就业的措施。禄登敏也曾是被劝返对象之一。她“想回来却没法回来”——生计怎么办？

    接近2015年春节，黑石头镇领导班子开会，有人又提起了卢佳雁母女俩——她们一直是重点关注对象。

    “能不能把这个父亲找回来？不能只生不养啊。”

    艰难的诉讼

    起诉卢佳雁的父亲，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第一步就是将法院传票送到消失已久的赵兵伟手中。

    为此，黑石头镇民事法庭的法官老章和两个同事轮流开了三天车才到达赵兵伟的户籍所在地安徽省阜阳市。陌生的街市和黑石头镇的街道差别并不大。许多商铺还没开门，显得更加萧条。

    赵家的铁门上锁，锁孔已经有锈了。透过铁门，老章看见一颗大石榴树，似乎已经枯死了，叶子掉落一地，没人打扫。

    村头的早点摊主告诉他们：姓赵的那家全家都出去打工了。后来，盖着公章的法院传票，被牢牢粘在了铁门上。

    在诉讼中，这还不是老章面临的全部困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一般法定代理人，都由父母担任。在老章看来，当“留守儿童”需要起诉父母履行义务时，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被告席上和原告席上很可能是同样两个人。后来，在实际起诉中，黑石镇的法律服务所的一位工作人员作为卢佳雁的代理人，出现在法庭原告席上。

    “就是为了实验这条路是不是走得通。”老章说。案件开始审理前，老章就料到这起案子有多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这个在基层干了大半辈子的法律人明白这道理。可是他将这次诉讼看作一个试验，如果法律追责行得通，那么受益的不只是卢佳雁一个孩子。

    不止老章一个人把法律诉讼看成解决留守儿童问题的出路。免费午餐基金会副秘书长，执业律师胡益华也曾呼吁“不履行监护权，本就应该入刑的。”

    他提出在法律上增设危害儿童安全罪。“道德是靠不住的，这是人性的本质，所以要法律”。

    2016年儿童节，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举办的“留守儿童权益保护研讨会”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发布了“留守儿童及其权益保护的公众认知与态度”的网络调查，其中94％认为“必要”和“非常必要”制定专门的儿童福利法。

    2015年两会期间，政协常委朱永新提交了《关于保障儿童亲子团聚权，根治留守儿童问题》的提案。建议国家立法机关对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统筹协调，增加亲子团聚权的相关条文，制定补充性规定或司法解释。

    “生活中大部分父母心里并没有儿童权利这个概念，也没有真正把儿童作为一个平等的人来尊重。”在接受采访时，朱永新说。在他看来，监护人问题应当引起社会大众的足够重视，当父母不能很好地履行其责任，应该受到法律的惩罚并且受到社会的谴责，同时应该及时更换监护人。

    其实，相关的法律措施在国际上已经有先例。在美国，12岁以下幼儿独处，监护人将被以危害儿童安全罪起诉。在加拿大安大略省，未成年人保护法则详细规定了不同年龄段儿童可以独处的时间。

    “当父母侵犯儿童权益时候，国家有权干预家庭。”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副院长、副教授乔东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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