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贵州安顺“童工”家庭 他们为什么当“童工”

    “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

    本次被发现的“童工”中，14岁的黎某龙和杨某朋一样居住在十二茅坡，两人的房屋前后排挨着。

    黎某龙的家里摆放着一台“songli”牌电视机，其屏幕大小和15英寸的笔记本电脑差不多，此外，除了电饭煲、已不能脱水的老式洗衣机、电灯，就没有了任何电器。

    房屋的墙壁裂开了口子，石灰大片脱落，露出凹凸不平的火砖。

    对于记者的造访，黎某龙的母亲杨某妹有些不知所措，“我没进过学堂，连名字都不会写。”她风一般地跑出去，叫来自己的亲戚、同时也是邻居的熊女士和记者一起交谈。

    前些年，黎某龙48岁的父亲黎某昌在安顺等邻近地区打工，维系一家6口人的生活。今年，孩子黎某龙也开始打工后，父亲就去了福建，希望能挣得更多。

    黎某龙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16岁的姐姐黎某健现在念初三，成绩比较好，获得了奖状，希望能继续念书；10岁的三妹正在念小学三年级；8岁的四妹念一年级。

    熊女士告诉记者，杨某妹一家生活的贫困程度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在她看来，这种极度的贫困，是黎某龙小小年纪便不得不外出打工的主要原因。

    “就在前几天，杨某妹身上一分钱都没有了，碰巧有人过来收废品，她就把一个废旧的烤火炉子当废铁卖了，3毛一斤，卖了15元。”熊女士说，“她靠这15元支撑了几天，现在又没有钱了。”

    “孩子上学的时候，杨某妹会一个人吃午饭，中午从来没有见她吃过肉。”熊女士噙着泪说，杨某妹经常用一点辣椒、加上没油的野菜，就着一碗饭，冲点水，“泡着就吃了”。

    “有一次，她生病却没钱了，发烧、头疼，还晕倒了，我就借给她100元，让她到医院去看看。”熊女士说，“没想到，过了几天，她把钱还给了我，说自己在床上睡了几天，多喝开水，没去医院，病也好了。”

    在搬到十二茅坡之前，这一家子住在安顺市紫云苗族布依族自治县猫营镇某村，因为那里的房子已经破旧得无法住人，“实在没办法了”，10多年前，一家人搬到了十二茅坡。在这个看上去能找到打工机会的地方，杨某妹希望能分担丈夫的压力。

    “老板需要零工的时候，我就去。”让她沮丧的是，没文化还得照顾孩子的妇女并不吃香——老板需要的是可以长时间干活的人，“我很难打上工，一个月能打三五天就不错了。那些老板说，‘你是带娃娃的人’。”

    46岁的杨某妹只能退而求其次，依靠传统农业补贴家用。她收割的稻谷能让一家人吃上饭，“实在没钱了也能卖一点钱”。

    尽管生活得非常节俭，但这个收入有限的家庭仍然欠下了1万多元的外债。

    债务源于购房，也因为医治孩子的病：今年上半年，三女儿黎某芊不小心摔伤了手臂，在紫云县医院治疗，花了1万多元；前年，四女儿黎某欢也曾到贵阳做过手术，花了5000多元。

    这样贫困的家庭，为什么会生育4个孩子？杨某妹称“大家都这样”——在偏僻的山乡，一带又一代的老人传递着“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多几个孩子，孩子们之间也相互有个帮衬。

    夫妇俩的收入除去日常不可避免的开支外，都用于供孩子读书。

    念幼儿园时，半年就需3000多元，他们勉力维持。到了义务教育阶段，仍需要给孩子一定的生活费，为了安全，两个女儿每半年还需要分别交纳500元和1000元的接送费。

    这些开支让这个家庭一直处于困境。“家里条件不好，儿子也想出去。”杨某妹说，自己劝过孩子继续读书，可儿子说，家境不好，自己成绩也不好，“不如出去挣点钱”。

    “我们就让他出去试一试，如果能适应，以后再说。”杨某妹说，“如果适应不了，就回家继续读书，长大一些以后，再决定是不是出去打工。”

    黎某龙在念完小学六年级后，今年开始外出打工。无论是在紫云县的老家，还是在十二茅坡的新家，几乎所有离校的年轻人都出门打工了。在残酷的生存压力面前，没有太多家庭介意孩子是否属于“童工”。

    黎某龙没有手机，每次和家里联系都要借别人的电话，如果家里打来电话，也需要打通别人的手机后，约定一个时间再拨打过去。

    电话中，黎某龙告诉家人，“老板”对他很好，吃的也可以，“有时也会抱怨，说加夜班受不了”。

    听见这样的话，杨某妹就觉得心里难受，劝孩子回来，可孩子表示，至少要坚持1年，“过年回来了再看”。

    黎某龙离开家庭的过程，和杨某朋几乎是一样的。

    “‘老板’到我家门口来，说带孩子出去打工。”杨某妹回忆说，对方提出工资为包吃管住2500元/月，家人也没有讨价还价就同意了。

    至于具体去干什么工作、每天干多长时间、必须完成多少工作量、如何保证孩子必要的休息等细节，双方并没有明确议定。

    双方也没有签订任何书面的合同，仅仅口头约定，过年时“老板”把孩子送回家，到时候把钱一并交给大人。

    为了让“老板”对孩子好一点，心疼孩子的杨某妹还给“老板”送了花生核桃，这是她当时唯一拿得出手的礼物。

    杨某妹和丈夫并不知道将自己孩子带走的“老板”姓甚名谁，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老板”还是“中介”。

    这些没有太多社会经验的父母，坚信“老板”会恪守当初面对面许下的承诺。

    在采访中，对于记者的提问，杨某妹很少清晰回答，记者只能不断地从不同侧面和她交谈，尽力拼凑出她的生活方式和内心世界。对于“是否相信过‘知识改变命运’”“周围有没有人通过读书考上大学而获得好的工作和收入”“是否希望复制那些‘榜样’们的人生”等问题，尽管记者用最平易的话进行了“翻译”，杨某妹仍显得茫然，没有正面作出清晰的回答。

    “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记者辗转找到此次事件中另一名“童工”韦某胜家里后，听到的是同样悲伤的故事。

    15岁的韦某胜居住在安顺市宁谷镇某村，家门口就是学校，记者到访时，学校里正传出琅琅读书声。

    韦某胜79岁讷口少言的爷爷韦某华呆坐在火炉旁，炉里燃烧着他砍来的树枝，老人的背部几十年都长着一个碗大的瘤子。火炉旁还有78岁病重的奶奶——她的身体状况看上去非常差，乡邻说，她“不能动，不能讲话，坐着就不能起来”。

    韦某华共有5个儿女，目前随小儿子韦某平——“童工”韦某胜的父亲——一起生活。

    韦某华说，小儿子从未念过书，“没什么文化”，此前曾到浙江、广东等地打工，“干体力活”。今年，因为母亲病重，韦某平不敢外出打工了，只得留在家里守护母亲，偶尔去打零工。

    每一个细节都透出这个家庭的贫困：石头砌成的房子已经裂口，裂口最宽的地方，足以将手掌放进去，“要不是用棍棒撑着，可能就会垮”。

    贫穷深深地改变了这个家庭，“有时甚至连吃盐都成问题”，几年前，韦某胜的母亲决绝地离开了这个家庭。

    “虽然穷，我们还是尽量节约，想让小孩多识几个字。”韦某华盯着记者的眼睛说。

    在乡邻们看来，小学和初中阶段尽管交钱并不多，但仍有一些各种名目的费用，“还是得花钱”。而外出打工，虽然未必能赚多少钱，“但过年起码能买一件衣服”。

    部分乡亲已经听说了韦某胜成为新闻中的“童工”的事，但他们并不认为做“童工”是错误的决定，相反，是一个“不得不这么做”的决定，“没办法，要不就要饿肚子”。

    “要养活这一大家人，他父亲只能出去打工，他70多岁的爷爷还得去干农活。”乡亲们说，去年的行情是玉米每斤七八毛、谷子每斤一元零几分，老人种的所有粮食“值不了几个钱”，“现在种地基本不赚钱，年轻人还能喂牛喂马，可是他一个快80岁的老人已经不能喂牛喂马了”。

    按照这样的逻辑，乡亲们认为，在韦某胜的父亲因为奶奶的病情而不能外出打工的情况下，韦某胜成为“童工”就是在情理之中的。

    乡亲们掰着手指头介绍说，村里14~18岁的孩子出去打工的，估计有一二十人。他们并不清楚“童工”的定义，对于其中16岁以下的打工孩子的数量并没有印象，“但可以肯定，不止韦某胜一个人”。

    在交谈中，乡亲们固然并不认为“读书无用”，但对“读书有用”的观点也并不坚守。对于是否每个家庭都能承担高中、大学阶段的投入，以及“砸锅卖铁”式的投入能否必然带来体面的工作和高收入，他们并不抱有绝对的信心，“有一些大学生也挣不到钱”。因此，对于那些成绩较差、未体现出读书潜质的孩子，这些农村的父母和甚至孩子自己，都更容易放弃。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状况是，“童工”家庭甚至都不认识前来招工的“老板”，也未对其身份、工作方式、管理方法等信息，进行必要的了解和核实。

    当地有传言说，曾有“童工”误入传销行业。这样的悲剧，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探访中，贫困是显而易见的，对很多问题的答案，却藏在每个人的心里，没有人说出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生活的贫穷、对教育投入和产出的不同理解，让孩子们离开了课桌，过早地在成人世界的惊涛骇浪中拉扯起自己并不结实的风帆。

    记者 田文生 实习生 乔梦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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