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熟童工”辍学调查：不是因为穷 是家长漠视教育

　　“常熟童工”视频里光着臂膀在小作坊干活的辍学少年

　　在关岭县，台球厅成了辍学孩子消磨时光的最好去处 摄影/本报记者 杨宝璐

　　从贵州安顺市到江苏省常熟市，距离约有1900公里。小韦乘坐大巴花了两天多时间，几乎横跨了中国。

　　这是他15岁的生涯中走得最久最远的一段路。今年2月，辍学近两年的小韦来到常熟的一家作坊打工。直到11月，作坊因涉嫌雇用童工而被查封，他一共在这里工作生活了9个多月。

　　来到常熟这么久，对于这个城市而言，他却是个陌生人。除了厂房和宿舍以外，他一次也没有去过其他地方，他不认识路，而且也没时间出去玩。

　　像小韦一样的孩子还有很多，在长长的生产线上，他们的存在是公开的秘密——作坊老板、中介，甚至家长与他们自己都心照不宣。根据常熟市相关数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常熟人社部门共查处使用童工案件107起，涉及使用童工211名。

　　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对外面的世界抱有美好的幻想，但单调而繁重的工作却将他拴在了工厂的缝纫机前。

　　上班、睡觉、玩游戏，成了他们周而复始的日常，像车轮一样，碾过他们的青春。

　　外面的世界不精彩

　　qq空间是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内容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

　　直到工厂被政府稽查人员敲开之后，这城市的样子，才一点一点地展现在小韦眼前。

　　几天前，梨视频公布了一段视频，不少未成年人在常熟的小作坊里当童工。当地政府部门立即展开行动查封作坊，根据北京青年报记者掌握的名单，在找到的10名童工中，有7名来自于云南和贵州，小韦就是其中之一。

　　从11月22日起，4名孩子被安置在一家酒店里，有政府工作人员全天候陪同，负责他们的饮食起居。在等候父母来接他们的这段时间里，他们就呆在房间里看电视、玩手机游戏。晚上，工作人员则和他们住在一起，偶尔带他们出去遛遛弯。

　　这是小韦来常熟以来，第一次这么悠闲自在。在作坊里，他们和自己操作的缝纫机一样，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在不停地运转。早晨8点上班，晚上11点下班，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因为是计件工资，小韦每天约要完成800件。在产量面前，老板订下了严格的时间要求。“只有吃饭时可以休息，一般十几、二十分钟，不超过半小时。”累了就戴着耳机听听歌，手不停，作为流水线上的一颗铆钉，他停下来，意味着下一环节就会迟滞。

　　qq空间是他们为数不多用文字描摹生活的地方，空间装饰得很炫，内容却一成不变：10月10日凌晨1时19分：终于下班咯；11日晚上11时：下班咯；另外一个孩子小杨则在11月15日怨念道“今天其他厂都放假，就我们厂不放”。

　　同厂的小刘告诉记者，有时候加班晚了，第二天起不来，老板会去宿舍喊他们，“很多时候上班都是打着迷糊。”每个月，他们只能在1日休息一天，节假日也只有端午可以休息。

　　沉默，是疲惫生活的常态，本该爱玩爱扎堆儿的孩子们只能自己找乐子。玩手机成了不可替代的娱乐，即便工作到很晚，睡前也得打一会儿游戏，“有时候甚至通宵玩游戏。”小韦告诉记者。正因如此，老板担心他第二天没精神，影响生产，会在12点收走手机。

　　几乎每个人都有撑不下去的时候，大约在7月时，小韦差点辞职回家。长期的加班让他觉得有点吃不消——2月份作坊老板冯某去他家，跟他父母商量要招工的时候，他没想到这工作这么累。父母也没多想，只是嘱咐冯某要照顾好小韦，就由他跟着老板远走异乡。

　　让他坚持下来的动力，是没有结算的工资。“走了没法结账，扣下的工资就不给了。”小韦介绍说，他们4个“童工”每个月的工资是2500元，老板每月先会支付1000元作为生活费，剩下的等到年底结算，如果提前走，被老板扣下的那一部分就算白干了。

　　挡不住的辍学脚步

　　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打工回来的辍学生，往往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1900公里以外，在不少小韦的同龄人眼里，这样的生活，却是值得艳羡的。

　　不读书，就打工。这在小韦的家乡贵州，几乎成了一种共识。小韦告诉记者，他还有5个同学也在江苏打工，工作内容和他差不多。越往乡镇走，辍学的情况就越严重。

　　据新华网报道，2015年，贵州省的初中辍学率为1.17%，但真实的情况还要严峻。在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一所中学教数学的郑超（化名）告诉北青报记者，初中刚开学，一个班齐齐整整60多个学生，初一没结束就走了四五个，初二再走几个，初三班上就能空出十来个了。到初中毕业时，往往一个班的学生数只有五十个出头。

　　和小韦情况类似，这些孩子离开学校，能找到工作的就去打工，找不到工作的就在街头晃荡。

　　这些出去打工的孩子，虽然赚钱不多，但每次回来，都能引进一股二手的“潮流”。

　　“一年能攒下5000元就不错了，过年一回来，先买个二手摩托车。”郑超说。出去的孩子不一定会变成熟，但一定变得“社会气”。前几年，他们穿着带破洞的牛仔裤，烫个杀马特的发型，往摩托车上架俩低音炮，轰地在县城的马路上飙出去，马达颤抖着怒吼，混合着低音炮功放的音乐，引来昔日同学纷纷注目。

　　这也是老师们最为紧张的时候。往年，郑超从来不允许外出打工的学生打扮成这样出现在教室门口。“有些孩子一看以前的同学打扮成这样，觉得很拉风，自己也会跟着学。”

　　往往一个回来，在班上绕一圈，一些动摇的学生就跟着走了。

　　“学不进去。”小韦告诉记者。小学时，他还是个乖孩子，学习成绩也不错，但上了初中之后开始沉迷于网络游戏，成绩就落了下来。终于，在初一快结束的时候，小韦提出了退学，父母没劝，“他们知道劝我也没有用”；学校老师也没有挽留，“现在的老师哪有劝的，都是随自己”。

　　这样的想法，让老师们觉得冤枉。

　　学生流失的原因千奇百怪，有的悄不作声两三天不上学，老师打听到家门上，才知道学生已经出去打工了，还有一次，郑超发现自己代课的一个班有两个学生没有来，问班主任孩子干什么去了，班主任跟他说，“你问这做啥，人家回去结婚去了。”

　　在县里另一所中学教八年级语文的李娜（化名）也告诉记者，前段时间，她所带的班级上就有同班的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双双辍学结婚。“他们是娃娃亲，现在好像已经怀孕了。”李娜说。

　　穷并不是辍学的首因

　　这里没有那么多连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在老师们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网友对于常熟童工的评价莫衷一是，不少人认为，是贫穷导致了辍学，而到东部发达地区打工，则是为他们打开了另一扇门。

　　但这种原因，被多位老师否定。 “我们承认，穷是导致一部分学生辍学的原因，但绝对不是主要原因。”多位中学老师向北青报记者强调道，“尤其在县里，那种温饱都满足不了的穷很少。”

　　语文老师康明（化名）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根据政策，贫困生每年有1250元的补助，分摊下来每学期625元，学校提供一顿免费的午餐，而晚餐也只需要三元。如果节省一点，完全可以解决一个贫困生的温饱问题。况且，在义务教育阶段，所有的学费、书本都是免费的。“我们班上就连自己印的复习资料都不会向贫困生收钱。”郑超说。

　　在老师们的眼里，社会和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差，才是导致孩子们辍学的原罪。

　　“别的地方学生捣蛋，老师有时候会停课让学生回去反省，在我们这儿从来不敢这么做。”李娜说，在这里，如果让学生停课反省，相当于就让他们辍学。“他们会跟家长说，老师不让我上了。”

　　为了减少学生辍学，当地的教育部门给学校下达了控辍保学的任务，每当班上有学生辍学时，班主任都会去学生家里反复做工作，但收效甚微。

　　几年前，康明到一个学生的家里家访，兴许是被老师唠叨得烦了，学生直接操起镰刀，威胁要砍他。家长在旁边劝，说的话却是“老师你看见了吧，我们是真的管不了。他不想读就不读了吧”。

　　这件事情让康明一直记在心上，伴随着他从乡镇的中学一直来到县里的中学。

　　家长们所表现出来的淡漠态度，时常让老师们有一种无力感。今年3月，李娜带初三班级，就差三个月就要中考了，学校组织了一次家长会。那一天，李娜专门穿了一身正装，提前站在讲台上等着，令她难以置信的是，班里一个家长都没有来。

　　茫然是孩子的普遍状态

　　狭如一线天的升学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放弃，变成了最容易的选择

　　茫然。这是很多这里濒临辍学的孩子的普遍状态，他们不只是不想读书，事实上，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没想过那么多，就是单纯想出来。”小韦回忆道，当初离开学校时，他并没有想过打工自食其力，只是觉得趁年轻出去闯闯、见见世面，比在家里呆着要好。

　　在关岭县，能坚持读到高中的并不多。李娜告诉记者，今年6月，毕业班500多名学生，只有200多个考上了高中。

　　“要是能考到全省有名的安顺二中，上个好大学，差不多就有保障。”郑超说。2016年中考，安顺二中的分数线是549分，数据显示，关岭参加中考的3047名学生中，只有12.83%分数达到了500分以上。

　　这狭如一线天的希望，让不少家长和学生都质疑读书的意义。加之不少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常年在外打工，跟着无力辅导学习的爷爷奶奶生活，放弃，变成了面对学业困难时最容易做出的抉择。

　　郑超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失败的老师，因为他从来没有带过“重点班”的学生。

　　而在这里，普通班，差不多就意味着“与高中无缘”。郑超给北青报记者举了个例子，他在乡镇中学教书时，毕业年级300多人，只有50多人能够挤过中考的独木桥，剩下的学生，都只能在辍学与去职高中选择。

　　薄弱的小学阶段教育，让初中老师的课程几乎上不下去。语文老师说，小学毕业生还分不清声母韵母，写不全自己的家庭住址；数学老师则说，初一一上课就蒙了，因为学生乘法除法都还算不清楚。

　　“很简单的题，100分的卷子，能考40分就算是可以交待了。”郑超说。

　　偶有清醒但乏力的学生找他谈心，不安而惶惑，“老师，人家没读书的出去打工都能赚那么多钱，我就算读完初中，又能怎样呢？”

　　他只能尽力去安抚这些孩子，尽量用自己的人生经历来说服他们。“我拿自己跟自己那些没读书的朋友做对比，至少我现在是个老师，而我的那些没读书的朋友们，他们更多是在混日子。”

　　然而这么漫长的人生经历，对于年轻的孩子们来讲，遥远得甚至不真实。真实的是网吧里并肩打怪的伙伴，与游戏中的分数和排名。

　　周日下午五六点，本该是寄宿生返校的时间，北青报记者却在网吧见到了不少稚嫩的面孔，一边是电脑屏幕照映出来的专注，另一边则是台球桌顶灯光照耀下的雀跃。不少人背着书包，但询问起来，每一个都说自己年满十八周岁。

　　出去容易回来就难了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

　　“既缺乏社会道德，又缺乏社会认同感。”康明说，“老师和学生都缺。”

　　今年是他教书的第13年。这13年里，最让他自豪的是教出了考上名校研究生的学生。但更多的是失落，他初为人师时教的学生，甚至还有服刑的。

　　但他很少给自己现在的学生讲研究生的故事，他把这份荣耀埋在心底，这是作为一名老师隐秘的欣慰与骄傲，“对于大部分孩子来说，这太遥远，不想给他们太多够不着的东西。”康明说。

　　康明最不想在街头看到自己曾经的学生——去外地，或许还意味着自谋生路，而在街头晃荡，则意味着浑浑噩噩地混日子。而学生们也同样不想看到他。街头偶遇，总是远远地躲开，或者低头不打招呼就走掉。

　　见识过世面的小韦尚未想好今后的日子。他想回家学点计算机技术，小刘则决定补补课，“回去就该上初二了，应该还能跟得上。”

　　大部分辍学的孩子，离开学校就再也没有回来。有些家长不甘心，强行把孩子送回学校，可是在外面心野了，即使勉强回到课堂，能坚持下来的也很少。

　　2014年，有个家长找到郑超，求他再收下儿子。“他初一就辍学出去打工了，但学籍一直保留着，现在回来直接跟初三班。”郑超没有抱太大希望，“毕竟太迟了。”

　　但他还是收下了这个学生。考不上高中，考上职高也行。这里一直是重庆职高的重点生源地，不少老师去重庆的职高考察过，“那边的教育至少比我们领先20年。”老师们说。某些热门专业，如汽修、计算机和服装等专业，毕业后的薪资甚至比老师都高，这对于考不上高中的学生来说，莫不是一条好出路。

　　学生回校之后，郑超照例找他谈话，要求他把“莫西干头”剃了，稍微努力一下，但仅仅安分了一天，到第二天晚上，郑超去学生寝室查寝，这名学生已经翻墙逃了出去。

　　一年年学生来了又去，教书，劝学，康明看不到希望，“十来年了改善不大”，但又不忍放弃。

　　刚刚开学两个多礼拜，张宇（化名）就坐不住了。没等老师对他有更深的了解，他就开始旷课。勉强挨到11月，便再也不肯去学校。

　　没人知道他家在哪儿，康明按照同班同学提供的信息找到了张宇的母亲。康明告诉北京青年报记者，张宇的父亲嗜赌，全家只依靠母亲摆摊来维持生计。全家四个孩子，没有一个初中毕业，张宇是最小的一个。

　　张宇的年龄实在太小，连打工都没处去，只得在街上逛荡，去网吧打游戏。母亲不给他零花钱，但他从不缺钱，在绍兴打工的大哥，一给就是几百元。

　　张母对街上网吧的熟悉程度，甚至比对自己儿子更深。她带着记者去网吧找儿子，网吧管理员都认识她。但张宇不在网吧，她不知道儿子还喜欢去哪儿，也不知道儿子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甚至连儿子的手机号码都不知道。

　　母子最近一次交流，是她劝儿子回去读书，气急了，她抄起一根铁棍往儿子身上打去，张宇还了手，撞碎了街边卖小吃的小推车的玻璃，到现在，她的后脑还在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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