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这个小男孩就是这本书的作者,化名“华公平”的坂下元司,他的父亲就是“海乃家”慰安所经营者坂下熊藏,这是当年“海乃家”成员的合影。在这本书里详细记载了当年“海乃家”的建立和经营情况。苏智良就是根据书中的旧照片对照寻访,找到“海乃家”的。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慰安妇”的照片,经营者的照片,海乃家的情况,再加上周边的中国住家的这样一个记忆,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证据链。
记者:这样证据链的搜寻,和让它们之间相互印证,并不容易。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很不容易的,这个是要经历有时候几年,甚至于十年的积累。
幸存者们仍未得到应有的赔偿和道歉
然而人们或许会问,如今战争已经过去多年,为什么还需要保留“海乃家”这样的证据,这段历史还没被揭过去吗?
这个影像不是几十年前的历史资料,而是今年2月16日联合国会议上的纪实,发言者正是现任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的杉山晋辅。他认为“‘慰安妇’问题上所谓的强征的证据,根本不存在。”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慰安妇”问题不仅仅是历史,它也是当下的一个话题,为什么这么说呢?日本的历届政府,他的主旋律是否认、歪曲,一直到现在它还在否认,它还不停地在否认。
为了揭露罪行,这些年来,一些幸存者也陆续勇敢地站出来追讨正义。中国“慰安妇”受害幸存者万爱花大娘先后几次在东京公开举证控诉。
从1995年开始,万爱花、赵润梅、刘面换等中国“慰安妇”受害者,先后就日军五十年前实施的性暴行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为此进行谢罪和赔偿。
16年前,《新闻调查》栏目曾探访受害幸存大娘,记录下她们的坚毅和决心。
董倩:大娘,那假如日本人也不谢罪,也不赔偿,那怎么办?
赵润梅:总要和他打,打赢了。只要我活着,就要和他打。
万爱花:总要有一天。总有一天,他不能就这么放着。
然而对正义的追讨,比想象中艰难许多。大娘们的诉讼一路从东京地方法院打到东京最高法院,均以败诉告终。她们直到去世,也没有等到应得的道歉。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要和日本的这种遗忘,甚至是歪曲,历史的修正主义做斗争,所以我们必须要保留我们的历史记忆。
记者:在您这儿我也看到了好几个书架的书。有人就会说这些证据还不够吗?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持续地挖掘证据和保留证据?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苏智良:尽管历史已经过去70多年,我们对于抗战的研究刚刚开始。
慰安妇问题的证据在加速消逝
为了在节目中呈现“慰安妇”受害人群的确切人数,我们查阅了许多研究资料,却发现至今尚未有公认的答案。不同学者估算的人数之差,有十倍之多。这只是“慰安妇”问题研究艰难现状的一个缩影。和许多其它二战相关研究相比,对“慰安妇”问题的研究,在全世界范围内,起步要晚得多,也艰难得多。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在1991年以前,由于日本政府的隐瞒,所以大家都不太知道有“慰安妇”。一直到1991年,像金学顺等韩国“慰安妇”的站出来,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受害者的勇敢,使这段血淋淋的历史在战后四十多年终于被揭开。二十多年来,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学者合力进行着挖掘研究。作为国内唯一的研究“慰安妇”问题的专业学术团体,苏智良和他的学生四处奔走,调查考证,不断更新着对历史的认知。《新闻调查》也曾和“慰安妇”受害幸存大娘一起,寻访过发生战争性奴役罪行的旧地。
慰安所旧址是战争性暴行的沉默罪证,但对证据的搜集和寻找,着实是一场与时间的较量。2000年“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成立不久后,曾邀请万爱花大娘参观,那时在上海发现的慰安所旧址有83座。16年过去了,这个发现翻了一倍,但证据也在加速消逝。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1991年坂下元司回到上海,试图要去找一公里以外的分馆,结果他没找到。两三年以后,我们找到了这个建筑,很可惜的,这个建筑也已经拆掉了。这些年我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太多了。
虽然拆迁暂停,但“海乃家”将来是去是留,还并无定论。苏智良和学生曾趁着拆迁混乱时,从现场捡回了一些窗户门板,堆在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个资料馆的角落里,算是以防万一。这个由地下室改造成的陈列馆里,还展出着苏教授他们的其它馆藏和研究成果。颇为简陋的这里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唯一的“慰安妇”受害者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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