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进入2017年,特朗普上任的日子越来越近。但是,美国民众似乎对这位新总统没有多大信心。盖洛普2日的调查结果显示,有逾半美国民众在多项议题上对特朗普没信心,这一支持度是20多年来历任总统中最低。
这一结果其实继续反映出总统大选所暴露的美国社会严重撕裂,这个世界上许多人觉得最“靠谱”的美国,如今政局却显得最为扑朔迷离。许多人在问:美国会不会拉美化,内部种族、阶层对立会不会引发重大冲突?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大分裂
可以把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前夕的状况,来与今天的美国做个对比。在去年总统大选即将投票之际,特朗普曾到葛底斯堡发表演讲,而在150多年前,林肯也曾在那里发表过著名演讲,他们演讲的收尾一句话,都是一样的。林肯当年站在葛底斯堡的时候,也是美国处于最危险的关头,但自此之后,美国又走向了新的起点。特朗普选择同样的地方发表演讲,也是想借此提醒美国人,又到了美国历史的新的严峻时刻。真的有那么严峻吗?
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夕走向内部冲突的五个现象值得注意:
一是美国异质人口的扩大。黑人奴隶的数量,在19世纪上半叶随着蓄奴州的增多不断增长,这使得非蓄奴州异常紧张,担心失去在美国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主动地位。
二是地区间不断强化的经济发展差别。内战之前,南北方不仅在经济形态上迥然有别,一方奉行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另一方面奉行奴隶制种植园农业经济,而且在经济联系上也高度分化,北部与西部合流、成为全国性经济体系,而南部的棉花主要输往英国,与北部的经济往来稀少,也就是说,南北方当时缺少共同的利益联系。
三是存在核心争议。在奴隶制问题上,南北方不仅在价值观上道不同难相为谋,而且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也为之尖锐对立。
四是产生了不可通约的政治理念,身份认同发生分裂。美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当年的美国南方和北方产生了不同的认知,其实这个问题在美国建国时就存在,“自由”的北方与蓄奴的南方通过谈判达成了相互妥协,在1790年前后,美国南北方经济与人口大致维持均衡,而到19世纪60年代之际,这个均衡已被完全打破,政治观念上的差异已无法弥合,不同的身份认同已不可妥协。
五是形成了完全对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团。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的两大全国性政党辉格党和民主党都发生了分裂,新出现的两大政党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是地方性的,分别代表北方和南方,美国内部出现了有组织的对抗力量。
今天的美国分裂比看到的更严峻
将这五个现象与今天的美国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有诸多相似:
一是传统白人人口成为最大少数族裔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在人口构成上,19世纪上半叶黑人奴隶的扩散,演变成美国政治中的焦点问题,如今拉丁裔等非传统白人人口的大量增长,将打破传统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的主流地位,也正在美国国内引来越来越强的不适应,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正是将移民作为主要话题。
二是在经济形态和经济联系上发生了显著变化。20世纪绝大部分时间,美国都是以制造业为主,在国内大规模组织工业生产,于是中产阶层兴起并与产业资本形成共生和利益共享关系。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造业大量转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经济日益虚拟资本主义化,金融资本不再依靠往昔的中产阶层提供劳动创造价值,中产阶级成了全球化的失意者,与产业资本的经济联系逐渐丧失,美国社会以往在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合作和利益共享体系趋于瓦解。
三是在重要政治议题上意见极为对立。在移民、福利制度、同性婚姻等等议题上,美国社会的不同“意见分子”们“尿不到一个壶”的状况已出现板结化。以往美国有足够大的经济体量,可以将这些问题消化掉。现在美国居于顶层的金融和高科技群体,大部分利益已经不是通过美国内部,而是通过外部去获取,美国已经没有以往那样大的经济弹性去消化内部的问题。这次美国大选,特朗普跟希拉里的政策主张路线差异明显:希拉里对内强化政府干预,在“多元化”旗号下进行国民种族群体细分和进行立足于此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外继续坚持大规模干预,扩大海外存在,坚持“价值观外交”。特朗普则立足于美国传统主体民众的经济社会政策和传统价值观,主张减少经济干预,放弃“多元文化主义”;对外主张战略收缩、减少承担联盟责任,“美国优先”。这两种路线,反映了继续推进全球化和从全球化中退缩的两种不同意愿和利益需求。
四是在身份认同上也在发生裂变。即对“美国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国家”问题再次出现认知分裂,这主要是人口结构变化引起的。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的各种闹剧,可谓是“老美国”与“新美国”难以调和状况的一次大暴露。“老美国”是指以传统白人人口及其文化占主流地位的美国,“新美国”是不问种族出身且允许多种语言、宗教和文化体系并存的美国。
以上诸多相似反映了当前美国所面临形势的严峻。引爆南北战争的最后导火索是形成了完全对立的政治集团,当前的美国会不会也在激烈的利益博弈中产生不可通约的政治意愿并出现水火不容的政治集团?这有待观察。需要说明的是,今日美国与南北战争前夕的美国有不少相似,但相似景象并不一定导致同样的结果,而只是说明了出现类似不良后继的可能性。同时还要看到,社会和政治的撕裂,并不只是发生在美国,而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对很多国家乃至全球的稳定,都已产生严重威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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