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驾之困”新兴职业需要专业化与规范化

　　2004年酒驾禁令出台，催生出了酒后代驾行业；2011年“醉驾入刑”正式实施，酒后代驾生意渐火在激烈的竞争之下，代驾公司也日渐规范，但是行业内的不正当竞争依旧存在，而且一些“黑代驾”会在各种娱乐场所门口拉活揽客。记者了解到，对于代驾公司的管理，目前还处于真空状态。（1月3日《东南早报》）

　　在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精细化的当下，一些新兴职业不断出现在公众的视线里。“酒驾入刑”作为一种强制性的社会规范，倒逼公众形成了“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的价值认同。酒后驾车越来越少，代驾越来越多，这样可喜的变化，有助于守卫公共安全。

　　中国历来是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喝酒成为一种社会互动的手段，有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与隔阂感。当喝酒的欲望超越身体的承受能力，不少人在酒精的刺激下会缺乏自控力甚至会失去意识。犹如“及时雨”的代驾不仅解决了消费者的“燃眉之急”，也让自己增加了收入；看似互利双赢的局面，却隐伏着安全风险。

　　作为一个新兴的行业，代驾尚未被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治理轨道。“无主管单位，无准入门槛，无统一标准”的代驾行业，不仅缺乏行业内部的规范和约束，相关立法也缺失。代驾公司和代驾的自说自话，让定价不规范、服务不规范、长时间等候、事故纠纷、财产损失等现象屡见不鲜；代驾行业的“野蛮生长”，让遇上靠谱的代驾成为一件“主要看运气”的事情。

　　不论是司机故意绕路多收取代驾费，还是代驾交通违章，抑或代驾驾驶不当造成车辆损伤，消费者与代驾的利益博弈理应与法治完善结伴而行、共同成长；然而，当代驾处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和空白地带，消费者维权就会面临着“无处说理”甚至“找不到人说理”的无奈与艰辛——准入门槛过低，让代驾良莠不齐；代驾市场浑水好摸鱼，让一些“黑代驾”有了生存空间。

　　从一些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来看，破解“代驾之困”的关键一是立法，二是发挥行业协会的功能。2002年6月，日本出台了“关于汽车驾驶酒后代驾业务适正化法律”，首次对酒后代驾业进行了规范。韩国成立了代驾协会，由它负责区域内代驾业务的运营。只有给代驾行业戴上了“紧箍咒”,才能避免自弹自唱。

　　在身份社会逐渐向专业社会过渡的当下，社会分工的精细化蕴含着“专业人做专业事”的价值追求；这不仅有助于提高工作效率与效能，也有助于让那些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劳动者得到更多的回报与激励。代驾作为一个新兴职业，不仅需要扎实的驾驶技能、丰富的驾驶经验，也需要从业者遵循相应的职业规范和职业伦理。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代驾与消费者的互信互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