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瞻2017中国经济丨许召元：以质量升级重建中国制造信心

　　日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展望2017，如何研判经济增长前景？如何啃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硬骨头？如何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有序发展？等等。围绕这些重要话题，中国经济时报策划了“前瞻2017中国经济”系列报道，即日起分别从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培育新动能、房地产市场、国企国资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对外开放、农业供给侧改革等八个方面进行深度分析解读。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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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许召元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李晓红

　　实体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基础，是中国经济实现转型升级的主要载体。但目前中国经济出现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的结构性问题，且“脱实向虚”趋势日益严峻。在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着力振兴实体经济成为2017年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四大重点工作之一。那么，2017年中国实体经济将如何发展？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对此，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许召元。

　　2017年实体经济趋势向好

　　中国经济时报：展望2017年，您认为我国实体经济的发展情况如何？

　　许召元：2016年第三季度以来，实体经济的经营状况出现了明显好转，但维持这种好趋势的基础并不牢固，2017年实体经济可能还会比较困难，企业仍然需要深化转型升级，突出创新驱动，进一步提质增效。从国际方面来看，全球经济仍处于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中，外部需求不会有明显增长。实际上，2015年和2016年，我国对外出口已经连续两年负增长，2015年出口下降2．8％，2016年前11个月下降7．5％，随着美国新总统特朗普的上台，中国对美出口摩擦将进一步增加，因此2017年外贸的形势不容乐观。从国内来看，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已下滑到8．3％左右，2015年是10％，2014年是15．7％。预计2017年投资增长速度会沿袭这一态势略有放缓，可能下降到与GDP增速差不多的水平，主要是因为房地产投资增速和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有下调的内在要求。

　　但对企业来说，也有好消息，这就是我国的就业形势总体仍然较好，消费也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本身的升级改造也是很大需求。这些都会产生很大的内需，可望为优秀企业创造发展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基于上述判断，您认为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的因素是什么？

　　许召元：影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除了宏观需求增长较慢外，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

　　一是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的信心处于较低水平，这是制约产业升级的最大障碍。虽然中国制造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不断提高，但无论是国外，还是国内，消费者对“中国制造”质量的信心仍然严重不足。市场信心不足导致很多行业陷入低质量陷阱的“囚徒困境”，也就是说，企业即使能够生产出高品质商品，但消费者不敢相信，不愿出高价购买，最终企业只能生产低质量产品。李克强总理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不少中国游客到日本购买马桶盖，为什么中国生产不出来高质量的马桶盖呢？后来有记者考证得知，这一款马桶盖实际是在中国代工生产的，说明国内企业有这个生产的能力，但为什么不能在中国市场上销售呢，这就是“囚徒困境”了，消费者不相信国内市场上的产品，买的不放心，企业也就卖不出了。还有一个例子是婴幼儿奶粉，经过“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后，我国对婴幼儿奶粉采取了最严格的标准，但仍然难以恢复消费者信心，很多游客出国都要购买奶粉，导致多地奶粉限购。

　　二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收益率失衡影响资本投向，缺乏支持“工匠精神”的环境。不仅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利润水平远远超过实体经济，房地产价格不断攀升，炒房收益也远远超过实体经济。2016年9月份，上市公司ST宁通卖掉北京两处房产，保住了上市资格，正是这个现象的缩影。行业间收益率巨大的差距，不仅使企业家不能安心从事于实事，还使员工也不能够踏实工作，员工的流动性过大，这些都制约了实体经济的升级。

　　三是企业和政府尚未完全从规模扩张型增长模式中转变过来。长期以来，我国地方政府和企业都习惯了供地、招商引资、建新厂等这种规模扩张模式，一系列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也是和这种模式相适应的。但现在没有产量增长的需求了，建新厂的模式不灵了，企业需要创新，需要提升，这种新的增长模式需要企业家谋变，需要地方政府相应的转变，包括企业发展理念和经济管理体制的重要变革，但目前，企业和政府都还没有完全适应新的要求。

　　三大新动能拓展制造新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振兴实体经济主战场在制造业，但近年来不少产业已经达到产量的天花板，比如钢铁、煤炭、家电等，那么，您认为我国制造业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或者新的动能在哪里？

　　许召元：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阶段，很多行业达到一个产量的峰值，是一个正常现象。这是因为消费需求存在数量的极限，比如人均消费的粮食、食品、汽车不可能一直增长，人均住房也不能一直增加，其他耐用消费品也是如此。从社会的需求看，比如高速公路等基础设施，也是有需求极限的。但是产量的极限并不意味着制造业没有增长空间了，其他发达国家虽然制造业的比重一直在下降，但总规模其实是一直在增长的，对经济的贡献也很大。制造业是经济的基础，没有制造业的发展和支撑，一个国家的经济不可能持续保持在很高的水平。

　　我国制造业增长的新动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造业质量和品质的提升带来的新动能，比如农产品方面，可以向绿色、有机产品升级；食品方面，向更加安全健康升级。事实上，在衣、食、住、行、用各方面都存在巨大的质量升级空间，这也是居民提高生活品质的内在要求。二是新产业、新业态的出现，带来新的增长空间。近年来，包括工业4．0、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新一轮产业革命不断兴起，带来了许多新产业发展的空间，比如信息技术、生物产业、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等产业都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智能制造和大数据的应用还有很大的效率提升空间。三是优化生产要素在行业间、企业间的配置，可以带来整体效率的提升，也是增长动能的重要方面。芝加哥大学的谢长泰（Chang－TaiHsieh）研究认为，如果中国的资本和劳动在制造业内部的优化配置达到美国的水平，可以把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高30％－50％。

　　中国经济时报：您如何看待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和竞争力？

　　许召元：从国际比较看，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成本是相对偏高的，这也是最近刚结束的2016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的主要原因。关于成本高，应该要区分结构，不是说降成本就各种成本都要降。有些成本上升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表现，是让劳动者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要求，例如劳动力成本，中国的成本高于南亚国家是正常的。另外，有关环境保护的成本、有关反映自然资源价值的成本、有关提升产品质量的成本，这些都是不能降的。但是成本降低还有很大的空间，比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税费成本、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审批、中介评估等成本）、用能成本，特别是物流成本，有很大的降低空间。另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企业成本不仅包括直接的费用，也包括间接的时间成本，例如企业花在审批等方面的时间；不仅包括外部成本，也包括内部成本。

　　最近如波士顿咨询等部分外国咨询机构认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经高于美国，似乎中国的企业已经没有竞争力了。我认为，目前中国制造仍然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决定制造业竞争力，除了直接成本以外，还有经济规模因素和产业链配套因素，中国有着全球最齐全的产业门类体系，各个地方已经初步形成了产业集聚和分工体系，在这些集聚区，不仅可以获得最便利的产品配套，同行业之间还可以互相学习，互相竞争，提高效率，这是中国制造很强的竞争力源泉。从出口占世界贸易的份额看，我国这几年也是持续增长。2011年，我国出口占世界出口的10．6％，2012年是11．4％，后来逐步提高到11．9％、12．7％，2015年达到14．8％，说明总体竞争力仍然是不断提高的。

　　补市场秩序短板释放需求空间

　　中国经济时报：实现实体经济的振兴，您认为在优化法治化的市场营商环境、产业组织等外部环境方面应该怎么做？

　　许召元：要振兴实体经济，首先要整顿市场秩序，重建消费者对国货的信心。在“企业”“市场”到“最终消费者”三个环节中，“企业”有着很强的活力和竞争力，“消费者”有着升级的迫切需求，“市场”正是当前的最重要短板，完善市场，就好比是武侠小说中的打通“任督二脉”或是医学上的消除“肠梗阻”，应该是2017年的首要任务。比如绿色有机蔬菜和食品，如果政府不能加强监管，不能构建一个公开透明的市场秩序，不能让消费者清楚知道哪些商品的质量状况，即使农民生产了有机蔬菜，也不能卖出好价格，也没法在市场上生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加强监管，加强消费者权益保护，防止市场欺诈，创造消费者“放心买”的市场环境，是释放需求空间的首要前提。

　　其次，切实做好降成本工作是振兴实体经济的重要任务。虽然总体上我国制造业竞争力仍然较高，但不可否认不少行业的竞争力确实已经显著下降，一些企业出现了向海外转移，因此，尽可能降低虚高的成本，不必要的成本，是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各个地方政府，应该认识到增长模式的改变及其对管理体制的新要求，要从过去竞争优惠政策、比拼招商引资上，调整到比拼营商环境，降低企业成本，加强为企业服务上来。

　　第三，在产业政策方面，在现阶段仍然有其重要作用，比如国家在某些战略性产业、某些技术领域，进行集体攻关，发挥后发优势。但产业政策的范围和具体形式也应该及时调整，产业政策的范围应该逐步减小，政策措施应该更加普惠性，功能性，更加注重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环境，而不是特惠式的，让部分企业受益的直接支持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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