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精细部署”提升城市治理透明度

　　北京的疏解工程和“大城市病”治理，就该在精细部署中，呈现公共治理目标、过程的透明度。

　　 14日上午，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代市长蔡奇代表市政府向大会报告政府工作。报告中，“疏解”二字被提及近20次，不论是在去年的工作总结中，还是在新一年的工作安排里，疏解非首都功能仍是各级政府部门的重点工作之一。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是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提出的。经过两年时间的动议、谋划、推进，今年的市政府工作报告，将2017年的疏解目标任务落实到具体项目，明确要求关停退出500家以上一般制造业和污染企业，并对几个地区批发市场撤并升级和外迁作出部署。

　　正如有专家指出的，这次报告中，有关疏解内容的最大亮点就是目标明确，改变了以往大多是概念性、缺乏具体数量指标的提法。由过去的强化概念，到今年细化至具体的搬迁项目，这标志着疏解行动的进一步加速——正式迈进一个全面性的实操阶段。这也回应了2015年北京政府定下的中长期目标：到2017年，有的疏解项目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疏解非首都功能与治理“大城市病”相辅相成，因而可以看到，此次报告对“大城市病”治理的部署，同样作出了“定量”要求，如2017年要拆除违法建筑4000万平方米以上，清理整治2570家“散乱污”企业等。

　　无论是疏解工程还是“大城市病”治理，都属于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重大治理工程。政府工作报告将目标任务精确到具体项目与数字，起码能释放两个层面的积极效果：一方面，市民对于城市在新一年可能面临的改变，将有更多的预见性；另一方面，点名具体的项目，是政府的自我承诺和倒逼，也为各部门的协调合作与工作安排，提供了前瞻性指导。

　　颇为“巧合”的是，这次报告在要求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时提到，要推行重大行政决策的预公开制度。某种程度上，报告对于像疏解非首都功能、大城市病治理等重大工程、决策信息，作出见数字、见项目的细化公开，亦正好呼应了“重大行政决策预公开”的内在诉求。

　　当然，将治理任务分解到具体项目，颇能彰显治理决心，在此过程中，也要重视程序、规范等问题，防止因片面追求目标完成率而将其忽视。

　　比如去年印发的《疏解非首都功能产业的税收支持政策（试行）》中，就规定因疏解需要关闭停产的企业，可申请办理关停期间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的免税手续；对自行转让原房地产的迁出企业，取得的转让收入可申请免征土地增值税。由这一侧面不难看出，不管是疏解工程，还是“大城市病”治理，都牵涉到方方面面的程序性、政策性问题，以及不同主体的利益平衡。任务目标一目了然，过程也要清清楚楚。

　　清晰的城市治理目标和任务，建立在明确的施政策略和城市发展理念之上。北京作为首都，城市治理政策的辐射范围与发展理念的影响，其实已超越了行政辖区的范畴，疏解工程也不只关系到北京的利益。

　　因此，就该提升公共政策与治理的透明度，让人预见到趋势，也看得见实施步骤，增进人们对于首都发展的确定预期与获得感。就此来说，政府工作报告对疏解工程的精细部署，以及所体现出的透明施政善意，还应落实到具体执行当中，并在其他城市治理领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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