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峰不加价打不到车 网约车价格到底谁说了算？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钱雪发现，现在打车越来越难了。即便是非上班的高峰时段，打开滴滴软件叫车，都时常得不到应答，即便地图显示她的周围停着好几辆车。望着屏幕上旋转的圆点和“+20元调度费”的字样，钱雪最终还是加入地铁的人潮中。

　　“高峰不加价，哪能打到车啊？”北京的专车司机罗师傅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等待时间更长、价格更贵，成了时下多地乘客抱怨网约车最多的问题，甚至还有人将滴滴的宣传语改编为“滴滴一下，马上加价”。

　　对此，1月23日傍晚，滴滴出行官方微博作出回应，表示将从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阶段性取消出租车“建议调度费”功能，以减少因春运产生的供不应求和价格因素带来的用户体验问题。

　　从4年前的“烧钱大战”发展至今，在公众眼中，滴滴仿佛从一个打车难的解决者，变成了打车难、打车贵的制造者。网约车价格到底谁说了算？

　　滴滴：“打车难”源于供需失衡

　　针对网上普遍反映的打车难问题，1月21日，滴滴出行高级产品总监罗文解释，春节来临，司机供不应求，造成了这一波打车难的局面。

　　罗文展示了一张2016年11月~2017年1月北京滴滴平台在线司机数量变化以及北京订单需求变化的数据图。他说，春运开始以来，北京在线的司机数量与1月10日之前相比下降近25％，而同期的订单需求却提升30％。

　　罗文认为，这场来得早、峰值高的春运，威力堪比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造成了供需差值加大，带来打车难、打车贵的体验。他建议乘客在出行时尽量选择预约功能，或者搭亲友的顺风车。

　　但很多用户对于罗文的说法并不买账。因为很多用户感觉，在春节之前的非高峰时段，也很难打到车，即便地图上显示周围有车辆。对于用户的疑问，滴滴公关向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坦言，这种情况的确存在：“因为如果出租车司机接到了乘客，但没有关闭软件，那么其他用户打车时在软件中还会看到周围有车，但这些车实际上已经在接客了。”

　　还有人认为，打车难是网约车新政“后遗症”在春节期间的集中爆发，打破了车辆与用户需求之间的平衡。在供应方面，北京、上海等多个城市出台的网约车新规都打出“京籍京车”“沪籍沪牌”的条件，门槛一高，非本地户籍的司机不得不退出，司机数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对照目前全国各地陆续出台的网约车细则，不少地方网约车同样难以达标，不被准入网约车市场。

　　从“烧钱”补贴到动态调价

　　时至今日，许多人仍对4年前网约车的那场“烧钱大战”记忆犹新。为了抢占用户市场，滴滴、快的两家打车公司以高额补贴争夺乘客、司机。2014年，滴滴打车平台CEO程维坦言，滴滴为此“两年花掉15亿元”。此后，滴滴、快的两家公司不约而同选择了红包、优惠券等方式代替补贴。

　　2015年，滴滴针对用车峰值期打车难的问题，推出“智能调度”的动态调价模式。该模式主要基于用户订单情况、用户所在区域车辆数和打车需求的实时比例，根据供需实施动态加价，及时增强运力，方便用户打到车。但在更多人看来，如今的“动态调价”，无异于“坐地起价”。

　　Uber中国前员工谈婧撰文称，打车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滴滴的派单逻辑存在问题，引导了司机故意加价，导致接单速度慢。无论是否处于打车高峰期，谁出的钱多，谁就能更快更容易地打到车，“打车贵”问题愈演愈烈。

　　2016年8月底，在与Uber合并近一个月后，滴滴出行宣布调整快车和专车的计价方式，实行司机和乘客分开计价，并首次宣布取消司机20％抽成，而基础车费、动态调价费用等100％归车主所有。但许多司机反映，他们并未从调整中获益。

　　“每天只能接不到20单，和前几年相比，接单数已经锐减了一半，现在一个月收入也就4000元左右。”家住北京五环外的常师傅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自己每天凌晨4点起床外出开车，下午4点结束，12小时下来感觉“费力不讨好”，目前他正考虑换一份工作。

　　依靠市场定价的网约车能走多远

　　有业内人士指出，依靠市场定价的滴滴从“烧钱”到动态调价，再到司乘分开计价，意味着司机和乘客分别以不同价格与滴滴达成交易合同，实质上，滴滴出行获得了司机和乘客两端的价格定价权。那么网约车的价格到底该由谁来定呢？

　　为规范网约车市场，2016年7月，交通部出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其中第3条规定：网约车运价实行市场调节价，城市人民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除外。第21条提出，网约车平台公司不得为排挤竞争对手或者独占市场，而以低于成本的价格运营扰乱正常市场秩序。

　　“政府定价的只能是公共交通，而对网约车，政府只能在行车安全等方面进行监管，但是定价方面一定是依靠市场运作。”曾经参与网络约车新规研讨会的国家发改委城市中心交通规划院院长张国华在接受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时，作了这样的解释。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滴滴等网约车运营的最低成本价理当受到政府管控，但最高价的浮动最终还是应该交给企业本身和市场来调节。”他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乘客习惯了‘几块钱就能打到车’的‘烧钱’时代，忘了网约车实质上是一种非公共交通。区别于传统出租车，在打不到车的情况下，多付钱换来更多打到网约车的概率和更优质的服务，无可厚非。”

　　然而也有许多人持不同意见。网约车做着和出租车一样的活儿，为什么对双方定价的约束差得这么多？以后打车是不是会变成竞标，只能价高者得？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交通经济与政策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冯苏苇，广州市客运交通管理处处长苏奎就曾联合撰文表示，如果放任网约车价格受市场调节，可能会存在竞争失序、服务质量难以保证、消费者利益被过度攫取等社会损失，适当的价格监管有必要。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杨永恒则给出了进一步的解决方法。他认为，对于网约车应该实施价格监管，禁止随意涨价，这样才能给乘客稳定、可靠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