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忏悔是虚情假意还是真情流露？有悔过书是抄袭

　　贪官忏悔：一剂叩问灵魂“苦药”

　　高斌

　　从电视专题纪录片《永远在路上》到《打铁还需自身硬》，苏荣、白恩培、朱明国、金道铭等贪腐犯罪人出镜悔罪、现身说法，剖析自己违纪违法行为和思想蜕变过程，发人深省、令人警醒。中央纪委2017年1月透露将开设专题专栏，逐步公开违纪中管干部忏悔录。

　　“活”教材

　　反腐败无禁区无死角

　　2015年1月29日，王岐山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提出，汇编十八大以来被查处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他还提到，一些省区市和中央部委也汇编了违纪违法领导干部的忏悔录，作为“活”教材，开展警示教育，发挥惩处一个、教育一片的作用。

　　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的大型专题栏目《忏悔与剖析》自2015年2月25日起推出。该栏目选取十八大以来查处的典型违纪违法案件，通过剖析案情及违纪违法者的心灵忏悔，给党员干部以深刻警醒：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记者了解到，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编辑了严重违纪违法中管干部的忏悔录，印发原案发单位，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领导班子民主生活会的反面教材，用身边的事教育身边人。

　　中纪委网站“忏悔与剖析”栏目里的落马官员中，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秦玉海是首个上榜的省部级官员。这个以摄影“雅好”而闻名的“老虎”，在2015年春节前被“双开”。“不能像我这样，把所有的心思、所有的追求都放到雅好上去了，更不能将爱好附上铜臭气息，否则雅好终将异化为‘雅腐’。”秦玉海表示。

　　秦玉海“上榜”8天后，山东省委原常委、济南市委原书记王敏也现身“忏悔与剖析”。和王敏一直有权钱交易的商人赵某被捕后，王敏害怕与其经济交往被牵出。他在《忏悔书》中说：“夜夜难以入睡，几乎天天半夜惊出一身冷汗，醒来就再也睡不着，总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一个人时，唉声叹气，多次用拳头敲打自己的脑袋，发泄胸中压力。”

　　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八集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于2016年10月1日至25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专题片列举了多个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典型案例，多个案件犯案细节系首度公开，苏荣、白恩培、周本顺、李春城等案件当事人出镜悔罪、现身说法。由中央纪委宣传部、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电视专题片《打铁还需自身硬》于2017年1月3日至5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朱明国、金道铭、魏健等10余位严重违纪违法的纪检监察干部剖析自己违纪违法行为和思想蜕变过程。

　　“高官现身忏悔，是我国反腐败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党组成员、政治处主任、法学博士罗猛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省部级高官、主管干部纷纷落马，这是史无前例的，表明我国根据目前形势而制定的刑事政策是从严、从重，反腐败没有禁区、没有死角。”

　　敲警钟

　　贪官忏悔具有预防犯罪功能

　　《检察日报》从2002年开始在固定版面刊登贪官忏悔录。忏悔对象既有落马的省部级“老虎”，也有违法违纪村主任这样的“苍蝇”。有些忏悔文章一经刊出，就获得极大关注。2014年，《检察日报》对刊发的忏悔录文章进行整理集结成书，成为廉洁教育好教材。

　　“通过对贪污贿赂犯罪中犯罪人的犯罪过程的揭露，让被告人现身说法，剖析其犯罪心理并进行悔罪表现，对社会上的其他人起到警示的作用，达到刑法的一般预防的目的。”罗猛十分关注贪官忏悔现象，他认为贪官忏悔行为能达到犯罪一般预防的需要，“刑法不仅要打击犯罪，而且要挽救、教育犯罪人。那些高官现身说法，认罪悔罪，说明不仅打击效果明显，而且挽救、教育犯罪人的效果突出，达到了犯罪特殊预防的效果。”

　　从报刊发表文章到出版物、电视纪录片，从大型宣讲会到参访活动，再到由各级纪检部门创设“两微一端”，都可以被赋予忏悔的内容，承担警示教育作用。

　　记者发现，在中央层面，由中纪委等部门联合摄制的《永远在路上》等系列电视纪录片，解禁省部级官员的“忏悔”，让广大领导干部从“忏悔”中受益以外，地方纪委也早就参与其中，拍摄本地类似于《忏悔录》功能的电视纪录片。如上海市纪委就曾拍摄以上海社保案为背景的纪录片《贪欲之害》，11名涉及社保案的上海局级官员出镜忏悔。在黑龙江省，电视纪录片《贪欲之害》以黑龙江省原绥化市委书记马德等人为主角，当地党员干部进行了集中观看。

　　狱中贪官出版“忏悔录”题材的小册子，也是贪官忏悔的重要形态。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海南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曲德臣入狱后，在海口监狱中写出《人生核算》一书，忏悔自身经历，愿做反腐教材。海南省委、省纪委将该书“印发给处以上干部阅读”，2009年初又向全省领导干部赠阅，该书后由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公开发行。

　　影响力广泛、冲击力最强的贪官忏悔形式，当属各地廉政教育基地定期举办的参观活动。

　　“人不就是一日吃三餐、睡觉一张床嘛，这些简单的道理，为什么这个时候才明白？”180度环形屏幕上，重庆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如此哭诉。当参观者置身重庆市廉政教育基地时，脚下踩着象征为官要“如履薄冰”的玻璃地板，头顶的布景是疏而不漏的“天网”，伴随着文强的哭诉与钟声，阅读一张张忏悔书，这样的“震撼教育”体验极为少见。这个由文强一手操办起来的廉政教育基地，每天有数以百计的参观者观看他自己生前的忏悔影像。

　　在各地方，还活跃着其他形式的警示教育。比如，安排普通干部职工旁听庭审接受当事人在法庭上的忏悔教育，组织中层管理者赴监狱参观体验，领导干部履新前廉政谈话等。

　　理性看

　　忏悔是虚情假意还是真情流露

　　“我在副省长任上的前两年工作还是很积极的，后来感到自己年龄大了，快到点了，提拔没有希望了，再加上受到一些消极现象的影响，思想随之发生了变化。”央视2014年12月播出的中纪委专题纪录片《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落实八项规定精神正风肃纪纪实》第二集《正风肃纪》中，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的亲笔悔过书首次被曝光。

　　记者调查发现，贪官忏悔一般集中出现在三个阶段。一是“双规”阶段。贪官被“双规”后，大多希望将自身的贪污行为，能够圈定在纪律处罚条例范围，以党内处分内部消化。但对于贪污数额巨大的贪官来说，仅仅适用纪律检查并不现实，他们将面临司法程序。这是忏悔集中出现的第二个环节。在司法程序中，特别是在法庭上，大部分贪官出于认罪减刑的目的，会主动交代自己的问题，并对法庭忏悔。但也有在纪委环节忏悔之后，在法庭上翻供的案例。其中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最为典型。也有贪官照搬照抄别人的悔过书，被发现为抄袭之作。走完司法程序，忏悔录会在贪官入狱之后集中出现。

　　梳理这些悔过书，“放松世界观改造”“脱离组织生活”“放弃政治学习”是忏悔主流用语。近年，贪官忏悔用语逐渐多元。“对不起党”的哭诉，与抱怨交友不慎，感叹“二奶”毁其仕途的忏悔逐渐交织在一起。贵州省贵阳市原市长助理樊中黔2009年庭审时当庭忏悔说“辜负了选民的信任”，还有人怪组织未提醒。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反腐评论员、北京市丰台区检察院政治部副主任韩雪认为，一般说来，一个落马贪官在违法犯罪受到法律制裁，失去政治生命和人身自由，历经人生起伏之后所作的忏悔之言，无论是不是发自肺腑、心意真诚，但多少都会读出一些醒世“真言”，总是会给人带来一些警示和感悟。如果每个为官者都能从别人的忏悔中发现与自身的相似之处，或许可以对照他人的违纪违法行为进行自我剖析对照检视，发现自己潜在的问题，及时纠偏，悬崖勒马。

　　鉴官场

　　“身边事”警醒“身边人”

　　重庆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专业博士研究生魏新欣认为，贪官忏悔录的受众对象有三：普通群众、党员干部和政策研究制定者，它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有了三个层次。

　　对于普通群众，贪官忏悔录中的出现的确切的违纪违法官员形象，可以使其对党和政府对贪腐的态度、决心和做法有更为直观、确切的感受，帮助找回被贪腐啃食的“获得感”。“央视近期播出的反腐电视专题片，通过违规违纪干部的直观影像、发人深省的忏悔语言，使得普通百姓对我党进行的这场看似没有硝烟的‘输不起的战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更加发自内心地感受到了中央铁腕肃贪的决心、‘零容忍’的态度和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坚定行动，一点一滴帮助找回了百姓的‘获得感’。”魏新欣表示。

　　对于广大党员干部，贪官忏悔录起到了警醒和保护的作用。2012年全党开始高压反腐，四年后，2016年全国纪检监察机关立案41.3万件，处分41.5万人(其中党纪处分34.7万人)的数据表明，反腐败任重道远，对党员干部进行叩问灵魂的“不能腐”教育非常重要。党培养出一名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花费巨大资源成本，警示教育除了有置芒刺于背的警告作用外，还有保护党员干部的意味。2015年9月，王岐山在福建调研时提出了要把握运用监督执纪的“四种形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改变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状况。“贪官忏悔录的播出，相当于对收看的党员干部进行了一场对象宽泛却精准的诫勉谈话，相当于运用‘第一种形态’使已有蠢动之心和趋贪之行的党员干部红红脸、出出汗；普通党员干部也可以对照忏悔录中的主角，使用纪律戒尺的第一个刻度度量一下自己平常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魏新欣认为，其从本质上讲是党对在职在任党员干部的关爱和保护，对贪腐苗头抓早抓小，尽早修剪心里的歪枝，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

　　韩雪认为，贪官的忏悔录震慑作用也不可忽视。有些人对于反腐倡廉的正面宣传总是无动于衷，心存侥幸，但是当他们看到身陷囹圄者失去自由的痛苦和愧对家人的内疚，往往会“惊出一身冷汗”，吓得“无法入睡”，这种震慑会起到正面宣传教育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但教育干部不能只靠“吓”，更根本的还要靠“惩”。如何有针对性、实效性和精准性地“惩”？忏悔录中的大量细节提供了可循之迹。受访专家认为，对于政策研究制定者来说，贪官忏悔录投射出了当前贪腐惩防体系中漏洞频出的权力镜像，提供了更为人物化、细节化的贪腐思维和手段，必须对症下药，细致梳理出其中的共性，逐一找到制度的漏洞，更有针对性地完善严密的惩防机制、编织更科学致密的政策笼子。“贪官忏悔录对预防贪腐的效果目前没有确切的数据证据支撑，建立一个谁也不可能侥幸过关的监督制约机制，才是最有意义的结果。”魏新欣说。

　　在充分运用贪官忏悔录的警示教育意义的同时，应该注意将忏悔录的公开和党的铁拳惩贪行动及宣传密切结合起来。“忏悔录的公开如果只是单纯的‘公开’而缺位了后续强有力的持续反腐行动和成果宣传，倒下的贪官只会成为某个个案的终点，所起的作用可能转向负面，可能沦为满足旁观者猎奇心理的‘纪实文学’，或成为‘复制粘贴’形成的毫无意义的‘新八股文’或‘忏悔产品’，甚或成为公信力二次塌方的冲击力量。”魏新欣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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