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鞭炮声为逝去的旧年画上休止符的时候,寻常的百姓习惯给自家算一笔账、做一个总结:这一年里,我付出了什么;这一年里,我又得到了什么。一个个普通家庭账本上的涂涂写写,连聚起来,就变成了宏观经济脉动的节奏器。
新京报记者深入全国各地,采访了农民、工人、小老板、网红、创业者等多个群体,听他们讲述自己过去一年中平常或不平常的故事,让他们算一算自己打拼一年的“账单”。
岁末年初,从跨境电商、生鲜电商、到O2O、互联网体育,“互联网创业公司死亡名单”文章时不时刷屏,内容虽大同小异,但仍令创业者倍感寒意。
曾几何时,互联网创业企业以行业颠覆者身份出世,身为“价格搅局者”、“成本搅局者(轻资产)”,他们令传统企业侧目。但风终究会停,当资本市场开始收缩,融资寒冬来临时,扩张过猛、烧钱过快的创业者不得不转而裁员,甚至变卖资产输血。
16WiFi创始人邱朝敏就是其中一位。2014年闯入移动互联网行业的他为了给创业公司输血,去年不得不变卖了3亿元的地产,同时为了节省人力成本,其创业公司也裁员25%。
岁末年初,邱朝敏仍在忙着见投资人,据他透露,新一轮融资已经有了进展。
做公交免费WiFi:融资4个亿,烧钱6个亿
2016年“资本寒冬”来临,创业公司日趋艰难之时,邱朝敏领导的16WiFi刚刚开启高速扩张,但没过几个月,他的钱也不够花了。
如果简单从数字上看,16WiFi拿到的钱并不少。2015年11月,16WiFi A轮融资完成,融资额1.38 亿元。2016年6月,B轮融资接近尾声,获3亿元融资,这被称为商业WiFi领域截至目前获得的最高B轮融资。
但对于邱朝敏来说,钱还是远远不够。到了年底,16WiFi出现了比较被动的局面。“我们已经烧了6个多亿,到年底时候,员工欠发一个月工资,春节前才都补上。”
邱朝敏说,互联网本身就是烧钱的行业,2016年之所以扩张快,一方面是因为融到了钱,二是用户体验好了,必须抓住扩张机会。
最根本的是,这是一个规模制胜的行业。据报道,“只有在全国市场形成规模化运营,公交免费WiFi才可能持续发展;几个城市的小范围经营,则根本不可能盈利。”
广州一地:一年4000万“入场费”
不过高成本使扩张成了“烧钱”自杀行为。
“我们成本主要分四大块”,邱朝敏算了一笔账:第一块是入场费,要取得公交车上的WiFi运营权,就要给公交公司交钱;第二块是设备,算上研发、制造和安装,一台将近2000元,广州一万多辆车,就两千多万;最后是从运营商采购的流量费和人员成本。
四大块成本中,入场费饱受诟病。“公交上装WiFi,本来是政府该干的事,企业去装还要收费?本来公交是国有的,按理说我们企业帮你们去装WiFi,你们就别收了呗”,邱朝敏为此打抱不平。
以广州为例,一年一万辆车仅入场费就要向公交公司支付4000多万元,广州地区仅流量费一年就需要向运营商支付2400万元。高额成本压力之下,2012年开始火爆的公交WiFi行业已经死伤遍地。“公交WiFi现在就剩下我们了,如果我们再倒闭,那这个行业就没了。”邱朝敏说。
有声音认为,国家多项政策都提到普及无线局域网、建设智慧城市,而企业让老百姓享用免费的网络,做的是多方共赢的事情,成本不能由一家民营企业独自承担。
“同行纷纷趴下了,我们还在跪着。” 邱朝敏坦言。
卖3亿地产输血创业公司,裁员25%
为了缓解16WiFi资金紧张,2016年邱朝敏甚至变卖了自己的地产,套现了3个多亿,“员工工资就是靠这个发的”,邱朝敏说,假设我是一个普通的创业者,这个企业已经倒了好几次了。
除了16WiFi董事长,邱朝敏还是七彩集团董事长。“以传统业务支持新的创业公司业务”是其不得已的做法。
网传一个夸张的说法是,邱朝敏做梦梦到李彦宏给了50亿元。当提到这里时候,邱朝敏笑着坦言说,“那还真是,不是夸张,那时候正好和李彦宏在谈融资,协议都签了,但后来没交割,放鸽子了。”
同时,邱朝敏也将APP团队进行调整,“原先公司400多号人,裁了100多人,每个月节省200多万人力成本”。
■ 行业背景
创业公司“A轮死”仍在延续
中国的创业圈正经历着数年以来的寒冬。根据IT桔子数据库,截至去年底共收录48353家国内创业公司,其中2053家是2016年当年成立的公司,占全年新入库数量的7.8%。对比历年数据可以看到,2016年新成立公司数不到前年的四分之一。虽然公司的绝对数量相比真实的数据会因样本覆盖而存在差距,但创业公司的减少趋势真实反映了当前创业风潮遇冷的局面。
有媒体去年底统计,2015年拿到A轮投资的企业高达846家,但随着创投泡沫远去,很多企业已难以为继。
2016年7月22日停止售货的神奇百货,2016年4月倒闭的大师之味是其中的典型。他们有的因盲目扩张倒闭,有的因新融资未跟上倒闭。
指尖政务创始人董海博去年也经历了创业者的猴年。他曾给2016年定下8000万的业绩目标,然而一年到头,目标不仅全部落空,他也不得不裁员近半。
董海博回忆,从2015年9月到2016年3月,由于扶贫大订单迟迟签不下,指尖政务几乎没有进账,用董海博的话说,即使是有,也都是一些关系上的遗留,“吃老本”。
“人没有变,以前在体制内就能做成的事,离职创业了却不行了。”董海博感叹。不得已,董海博将22人的团队裁到了11-12个。
新京报记者 赵毅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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