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席社交人人讨厌,但又人人难逃。移风易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承认风俗有问题,而在于风俗沦为一种乡土“规矩”和惯性。
操办酒席,宴请宾客,是村民社交的重要形式。赴酒席当然不能“白吃”,照例要向主人奉上一笔份子钱。因为份子钱感到经济压力的村民大有人在,不过,像重庆市石柱县乡村医生谢金华那样公开喊“不”的,仍然属于异数。春节后,谢金华在村里通行要道贴出告示:“因收入微薄无法承担太多应酬,除丧葬、嫁娶之外,拒绝参加一切酒席,望亲朋好友、父老乡亲多多理解。”
在一些村民眼里,谢金华的告示冒犯了乡土风俗。不少人嘲讽:“没钱上份子还好意思张榜……”不过,告示的效果立竿见影,自此以后,谢金华再也没有接到同村人的吃酒邀请。村民对酒席往往敢怨不敢言——不去酒席,不交份子钱,在村民眼里就是不要面子,或者是不给酒席主人家面子。谢金华的收入在当地农村不算低,他公开拒绝酒席无疑勇气可嘉。
酒席社交的存在是否有合理性,或许见仁见智。但是,社交有效性以参加社交者是否认同为前提。如果一种社交让人感到不舒服,甚至备感压力,那么它的效用就会减弱。因为份子钱问题,酒席社交让人感到不舒服,变成了一种低效的社交。不少村民被裹挟到酒席中,他们像完成任务一样应付一场场宴席,为了支付份子钱,在家庭预算中精打细算地压缩开支。对一些农村低收入者而言,过多酒席严重影响了基本生活质量。
酒席社交人人讨厌,但又人人难逃。移风易俗的困难,往往不在于承认风俗有问题,而在于风俗沦为一种乡土“规矩”和惯性。依赖自上而下的强力倡导,或许在短时间内能够起到效力。不过,有多少分的压力,就会有多少分的反弹。最近,多地曝出基层党政部门限制村民办酒席的消息,引发社会的激烈争论。类似新规常常无疾而终,政策的善意初衷也被人们远远抛到脑后。
谢金华贴告示拒绝酒席,无疑是乡土社会中的一股清流。值得注意的是,在他贴出告示两天后,当地村委会也贴出公告,为谢金华“撑腰”,整顿“无事整酒”之风。谢金华是村里的医生,算是村里的乡贤和有知识的人,其贴告示的行为本身就给村民一种震撼。但是,贴了告示以后,他不能成为孤胆英雄,只有更多的呼应和行动,才能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如果拒绝酒席之后被乡亲们孤立,其行为的示范价值无疑会被大大削弱。
在村里,谢金华这样的乡村医生掌握着一定话语权。如果是一位普通村民,即使不满于酒席社交,恐怕也不会想到贴告示的办法。这种有话语权的人对不合理的乡土风俗的纠正,具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一个乡村的民风是否淳朴,取决于有话语权的人是否有足够的见地和魄力。这样的人可能是像谢金华这样的医生,也可能是德高望重的乡村教师,不管具有怎样的身份,他们扮演着乡土文化引领者和改革者的角色。
扭转和纠正不合理的乡土风气,外力的牵引固然必要,不过更重要的还是内部的自我革新。乡土社会固然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迅速与现代文明拥抱的城市相比,甚至有点冥顽不化。但是,永远不要低估了乡土社会内部的自我革新力量。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作示范,村民就能够很敏锐地意识到什么才是对自己好的,什么是不符合实际需要的陈规陋习。有了乡土医生拒绝酒席的清流,慎办酒席的潮流或许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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