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改革待深化 金融、土地、财税体制改革提速

　　最新经济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延续稳中向好态势。多位专家表示，目前我国经济仍存资金“脱实向虚”、企业债务率较高、房地产市场“冰火两重天”等问题，需进一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金融、土地、财税体制改革，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推进“去杠杆” 治理虚实失衡

　　目前，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结构失衡受到越来越广泛关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费洪平日前表示，近年来，由于虚拟经济投资回报率高、回收快，大量资本流入虚拟领域，社会资本“脱实向虚”和企业“弃实投虚”加剧，造成实体经济存在一定程度的“失血”、“抽血”问题。据测算，我国工业平均利润率仅约为6%，而证券、银行业利润率在30%左右。同时，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也在快速上升。

　　据他介绍，2012年我国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为106%，2015年超140%。高杠杆易引发金融泡沫，导致金融利润率虚高，吞噬实体资本。除金融领域外，房地产市场投机与泡沫也对实体经济产生了“虹吸效应”，诱导资本大量涌向房地产市场，抬高了实体经济生产成本，挤压了实体经济发展空间。

　　众所周知，实体经济是虚拟经济发展的根基，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的“助推器”。只有振兴实体经济，推动二者相辅相成、互促共进，国民经济才能持续健康发展。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出现失衡，虽然有金融领域自身问题，但重点在于实体经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余斌表示，需求侧的阶段性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是实体经济面临困难的根本原因。今后在应对上，一方面需进行金融领域改革。要回到金融领域改革的最基本内容，鼓励符合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设立中小银行等金融机构，以解决大量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通过提供便利的金融条件，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另一方面，必须加大农业、工业、服务业领域改革力度，让实体经济重新恢复活力。

　　“改善金融供给与实体经济需求的供求关系，可通过加大金融供给侧改革力度，提升金融配置效率，降低融资成本，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实现金融、实体双发展。”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黄剑辉表示，同时，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继续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优化金融市场体系，改革完善金融监管体制，在保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基础上，畅通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传导机制，用市场化债转股等方式逐步降低企业杠杆率，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深化因城施策 防范房地产泡沫

　　资产价格泡沫中，房地产泡沫颇受关注。房地产市场能否平稳运行成为社会关心的话题。

　　去年一线城市和热点城市房地产市场经历了爆发式发展，全年成交规模创下历史新高。与此相反，三四线城市库存庞大，去化缓慢。

　　对于一线及热点城市，财新智库莫尼塔宏观研究主管钟正生表示，若不大幅增加土地供应，土地高溢价就会持续很长时间，由此房价就很难下降。除非将房地产市场及土地市场供求关系理顺，否则房地产调控只能缓解一时势头，很难扭转最终趋势。

　　在黄剑辉看来，在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的前提下，把去库存和促进人口城镇化结合起来，相关地方政府立足当地实际出台了房地产调控差异化措施，为房地产短期去库存和长期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就房地产调控政策而言，定位要更明确、目标要更有系统性、手段要更具针对性。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刘元春表示，一是增加一二线城市土地供应和投资力度，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实现动力转换提供宝贵的“窗口期”。二是加快三四线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和新型城镇化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采取系列政策举措缩小实体经济与房地产投资收益的缺口。四是落实《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有关房地产调控的主要任务和具体措施。

　　坚定去产能 优化产业结构

　　淘汰过剩产能难度大，僵尸企业难退出也是我国经济转型中的突出难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表示，在压缩产能和降低产量过程中，往往不是优胜劣汰。按照指标来压缩，它往往变成压缩的是有更高效率的企业，而低效企业并未压缩，这种情况用行政指标难以解决。

　　实际上，去产能面临不小的地方阻力。中国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地方发展主要靠优惠政策刺激招商引资拉动经济，由此造成储蓄率和投资率不断上升，但消费率越来越低，就意味着出现了需求侧结构失衡。靠投资拉动总需求，却造成过剩产能，是供给侧的无效扩张。如果消费不能提升，这种需求拉动就是有害的。

　　有效供给不足折射的是居民收入快速增加后，市场需求难以得到有效满足。正如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所言，这就导致近年来大量消费者到国外网站进行线上采购与出国旅行线下采购。

　　我国经济已难以走单纯依靠投资来拉动的老路。厦门大学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卢盛荣强调，消费与投资内在结构的失衡是我国经济更加隐蔽也更难克服的痼疾，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经济向全新发展阶段进发的更深层次障碍。经济的“再平衡”不应该理解为投资和消费占比此消彼长的简单会计关系，消费与投资内在结构的优化也应得到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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