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组织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挽救了我和我的家庭。”近日,贵州省六盘水市副县级干部郭某接受约谈回访时,一开口就哽咽了。
推进约谈常态化是贵州省压实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的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积极推动执纪理念、路径和方式转型升级的举措,通过层层设防、级级阻挡,保护了“森林”,营造了良好政治生态。
以推进“四类约谈”为抓手,使红脸出汗成常态
在走访时,听到群众议论世纪城社区存在乱收费的情况,贵阳市观山湖区纪委负责人立即约谈了该社区党委书记。通过自查,他们不仅发现了群众议论的问题,还发现了另外3起违纪问题,涉嫌违纪的干部到区纪委主动说明情况,第二天就上交了11万元违纪款。
听到反映就问一问,“闻风而动”的约谈,在全省已经成为常态。
将“歪树”正过来、把“病树”医治好,同时,维护好整片森林健康,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不让一名党员脱管,不忽视小瑕疵小毛病,抓紧每一次教育挽救干部的机会。”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说。
围绕“四风”、侵害群众利益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开展为期3个月专项整治,对问题线索大起底、大清理,梳理出适宜通过约谈方式处置的问题和对象,省委主要领导带头约谈“问题”省管干部,各级层层逐件逐人开展约谈。
2016年3月,省委出台意见,明确了“预防提醒谈话”“询问示警约谈”“纠错诫勉约谈”及“问责处分约谈”等四种形式,并确定了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的责任,让约谈制度化。
在约谈的组织实施中,注重把握“三个环节”,规范约谈工作:认真甄选约谈对象,按程序报批,确定主谈人,做好约谈准备;精心组织、周密部署,确保约谈实效;采取按20%左右比例抽查、回访等方式进行复核,杀“回马枪”保障约谈质量。
“四类约谈的核心是实现层层设防、级级阻挡,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省纪委负责人介绍,在未病之前,着眼于预防;在病兆之始,着意于点拨;在小病之初,着力于纠错;在病重之时,着重于挽救。
扛起“两个责任”,使管党治党责任落细落实
2015年8月13日,贵州新闻联播头条新闻震动了全省党员干部:画面中,一边坐的是省委和省纪委主要领导,一边坐的是被约谈省管干部,约谈内容是“根据巡视、信访举报等了解掌握的问题线索,要求实事求是地把反映的问题讲清楚。”
“我这次谈的两个省管干部,不光是红红脸、出出汗,他们还流下了眼泪。”省委书记陈敏尔谈道,要层层传导责任,对下一级要传导责任、传导压力,下级对上级负责,大家对人民负责、对党负责,这样责任体系就建立起来了。
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分级管理、层层负责”的原则,根据省委的实施意见出台了实施办法,切实扛起主体责任,各级党委书记既直接参与约谈,又高度重视对约谈工作的部署和推进。
“通过向下层层传导压力、压实责任,督促下级党组织直至基层党支部看到苗头就去提醒,听到反映直接过问,存在问题及时查处。”安顺市委书记曾永涛表示,常态化约谈的制度设定,为压实主体责任提供了保障。
全系统有147个党组织的省公路局党委,以推进约谈常态化为抓手,使有党组织的地方都切实履行起管党治党责任。“通过约谈常态化的开展,使各级党组织负责人找到了抓手,切实履职。”毕节市公路局党委书记韦波表示。
2016年,全省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担任主谈人开展约谈54862人次,做到了抓日常抓经常。
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推进约谈常态化作为落实监督责任的重要内容和抓手,细化和规范约谈流程,对本地区开展干部约谈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督促各级党组织、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约谈工作。
省纪委监察厅两次专题集体约谈省直有关纪检监察机构负责人,要求对落实“两个责任”不力、推进约谈常态化走过场的,严肃问责。
2016年,全省共有12个党组织、328名党员领导干部被问责。纳雍县原县委书记因管辖范围内连续发生多起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黄平县财政局连续三任党组书记和现任纪检组长因下属贪污巨额资金,均受到责任追究。
统筹“四个要素”分类处置,实践好“四种形态”
黔西南州水库生态移民局副局长黄某某走出州纪委领导办公室时,一直压在心里的石头终于落地,如释重负。
在约谈中,黄某某不仅实事求是回答问题,还主动交代组织未掌握的一些违纪问题。“谈话帮助每次都加深了我自己的认识,我是真心实意承认错误。”黄某某颇有感触地说。
“约谈后,统筹考虑‘时间节点、问题性质、认错态度、群众口碑’等四个要素,依纪依规、宽严相济对问题干部进行恰当处理。”省纪委有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确实有违纪违规方面的问题,但主动讲清,特别是主动说清组织未掌握的违纪事实、主动上交违纪所得,并且主动作出深刻检讨的,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作出处理。对有问题不承认、不讲清、不讲全的,一旦查实,依纪依规从严处理。
一名副县级干部在被约谈后感慨地说:“今天我儿子高考,如果不是组织及时把我叫醒,真犯了更大的错误就没有机会陪伴儿子了。”
六盘水市纪委发现并掌握了某局局长李某某和副局长万某某涉嫌违纪的问题线索。李某某在组织找其约谈前,主动向组织讲清问题并上交违纪款。而万某某不但不主动找组织说明问题,且在约谈后,还妄图掩盖受贿事实、规避组织调查。根据违纪事实、情节和对待组织态度的不同,给予李某某从轻处理,给予万某某从重处理。
2016年,全省各级党组织多形式多批次谈话约谈,开展预防提醒谈话22万余人次、询问示警约谈9512人次、纠错诫勉约谈9086人次、问责处分约谈5710人次。
在通过约谈使红脸出汗成为常态的同时,高悬惩治贪腐利剑,以严厉惩治极少数来教育警醒大多数,形成并保持正风反腐高压态势,遏制腐败增量。2016年,严肃查处了包括黔南州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高金林,毕节市委原常委、常务副市长罗建强,铜仁市委原常委、副市长杨德华等人在内的一批严重违纪违法案件。
目前,全省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特征已经显现。去年,全省共给予党纪政纪轻处分11881人,给予党纪政纪重处分3013人,移送司法机关534人,4492名党员干部主动向组织说清了问题。(记者邱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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