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坠亡为何总伴随“死了一个贪官”的流言

　　基于人道关怀，不管坠亡者是什么身份，首先要承认这是生命的悲剧。公务员享受美好生命和拥有身心健康的权利，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4月10日，安徽蚌埠市互联网宣传管理办公室官方微博@蚌埠发布通报称，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肖超前一天从办公楼坠楼，经抢救无效死亡。通报还提到，“据了解，肖超失眠已达半年”。就在蚌埠发布通报的同一天，湖南娄底市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邹利民在湖南省检察院东来苑家属区坠楼身亡。有娄底市政法干警称，邹利民生前有抑郁症。

　　两起官员坠亡事件，给公职人员“非正常死亡”新添了案例。并非偶然的是，这两位坠亡官员都被怀疑有抑郁症或抑郁倾向。在近期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中，“郁郁寡欢”“情绪低落”“抑郁倾向”等描述，屡屡见诸媒体报道。

　　然而，民间看待官员坠楼事件，常常存在某种对腐败的想象。很多人猜测，坠楼官员已预感到要接受调查，承受不了压力而“畏罪自杀”。还有一些阴谋论的说法浮出水面，围观网友“脑补”了坠亡以外的情节，感觉上演了一出现实版的大片。因为有关调查不够深入，后续调查结果没有向社会彻底公开，民间的想象恣意蔓延。

　　种种猜测之中，官员的心理健康和抑郁问题，却常常被放在一边。基于人道关怀，不管坠亡者是什么身份，首先要承认这是生命的悲剧。因抑郁身亡的公职人员占全体人群的比例，还没有翔实数据。但是，在学生心理问题和与此相关的恶性事件备受社会关注的当下，对于公务员群体可能面临的同样问题，不能采取双重标准。公务员享受美好生命和拥有身心健康的权利，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就在蚌埠人大官员坠亡案中，当事人肖超失眠已达半年。如果这个情况及时得到重视，悲剧或许就不会发生。官员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不仅会对自身生命造成威胁，还会影响其日常工作和履职能力。官员心理健康不只是个人问题，更与公众利益存在密切关系。基于对官员健康和公众利益负责的立场，有必要加强对官员心理危机的干预。

　　即使一些“非正常死亡”官员确实涉腐，其涉腐行为的正常处理程序是接受组织调查，将涉嫌犯罪者移交司法机关。官员坠亡，既不宜说他们“罪有应得”，也不能认为死亡就赎清了他们犯下的错误。腐败与身亡本就是两码事，纠结于腐败和身亡的密切关联，理解就会出现偏差，变成一种情绪化的泄愤。

　　在反腐败成为常态的背景下，单单一个“抑郁”难以让群众信服，无法让舆情平息。可以看到，每有官员坠亡事件发生，哪怕通报消息只有寥寥数字，都会引发网上汹涌澎湃的转发和点评。政府公开的消息越少，网上的各种猜测就越多。就官员“非正常死亡”事件的后果来说，单单是舆情本身就足够称得上是一场灾难。

　　很多政府舆情应对就是如此，哪怕真相清楚，但是群众就是无法信服，矛盾难以得到纾解。事前不评估好官员心理情况，排查存在心理隐患的官员，事后匆匆忙忙给出“抑郁”的结论，就会让舆情应对陷入被动。面对舆情板结化，不能光从舆情应对工作本身找问题。从坠亡事件上吸取教训，认真建立公职人员心理危机防范和应对机制，才能在下一场悲剧降临时从容发声。

　　应对官员坠亡，不能采用“冷处理”，因为官方越“冷”，民间就越“热”如果再发生类似事件，群众的信任就会减少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