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开辟区域一体化新道路

　　■时报聚焦一带一路·解说

　　当今的世界经济格局，奠基于二战后。1947年签订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与布雷顿森林体系一起，成为世界经济体系的基本框架，这个基本框架意在促进商品与资金的跨区域流动。除了全球层面，很多主权国家之间也在形成旨在促进区域性经济合作、联合或融合的制度安排，称为区域一体化。区域一体化大致可分为三个类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盛行的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兴起的区域集团化浪潮，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后开始出现新型区域一体化。“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发起的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倡议，也可以看作区域一体化安排，但它不是区域性经济贸易安排，更不是区域集团化，而是一种新型的区域一体化道路。

　　新时代需要区域一体化的新方式

　　当今时代，经济合作的模式发生了诸多变化，传统的国际贸易安排与区域一体化框架无法适应这些变化，因此，近年来国际上对重新制定区域一体化规则的需求日益迫切。概括来说，当今国际经贸合作有三方面的显著变化。

　　一是新兴贸易方式兴起。传统区域一体化规则往往是以关税为中心的，即围绕商品贸易，在商品的过境环节即通关方面寻求便利化。而新兴贸易方式在内容上则超出传统的区域一体化安排所涉及的领域。随着服务业贸易、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贸易方式广泛快速发展，经济交往与合作领域往往延伸到各国境内，例如电子信息服务等。

　　二是贸易机制与投融资机制之间关系变化。当今是全球价值链时代，投资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变得不可分割。一个产品生产当中就可能涉及到大量不同形式的贸易。例如生产手机、电脑的供应链，都涉及全球几十个国家。其中既涉及到服务贸易，也包含传统贸易；既有成品贸易，也有原材料贸易。如果一个企业在母国以外投资建立组装厂，投资行为和贸易行为就会联系在一起。这并不是把整个生产链条转移，而只是把整个生产过程当中组装部分转移，这就涉及到如何把投融资机制整合到区域一体化框架当中。

　　三是民心相通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方面。随着贸易全球化深化发展，商品贸易已经发展到服务贸易，又发展到新兴贸易形式。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人的流通以及民心之间的相互理解、交流互鉴，成为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当中的重要一环。而传统的区域一体化机制中缺乏促进民心相通的安排。

　　经济交往方式的深刻变化，迫切需要新的区域一体化模式。很多国家都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已经式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也可以看作美国主导的此类尝试。然而，如何超越旧有的区域一体化机制的束缚，走出更高水平上的区域一体化新道路，才是根本途径。

　　经贸合作形式的变化，不应仅仅被看作挑战，更应看作机遇，因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变化，根本原因是交通、通讯、资金流通等方面的基础设施条件有了质的飞跃。在此基础上，就完全可以考虑一种超越旧有的“关境中心思维”、让每一个人类成员都互联互通起来的区域一体化机制。这就是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贸易便利化、资金融通等微观层面的一体化着手，进而实现民心相通的道路。在这个意义上，“一带一路”正是响应时代呼唤、能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开辟新的前进道路的区域一体化安排。

　　“一带一路”是从微观到宏观的新道路

　　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演化，曾主导人类历史进程。当代的世界治理和经贸框架，以西方七国集团（G7）、美元流通体制为标志，实际上根基于“跨大西洋体系”，是海洋贸易基础上的框架。20世纪的世界，可以称为“海洋文明的世纪”，主导世界的文明，来自英国、美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海洋文明的世纪”为人类带来了当今这个世界，但在这一世界秩序之下，人类也被分在“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之中，并且，“边缘国家”的人口占全球大多数。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这一套体系暴露出了根本缺陷，走上了下坡路，人类文明必须开创新的道路。

　　横亘在北半球的亚欧大陆是人类文明的中心，她拥有地球陆地总面积的37％以及全球总人口的60．6％，却在近代以来一直被当做世界秩序中的边缘地区。大约1．3万年前，人类的文明开启于亚欧大陆中部地区；大约五六千年前，贸易路线已经把亚欧大陆从东到西联系起来，并且从那时起直至今日一直在不断地塑造着人类文明。这条联系起史前、历史与当代，东方、中亚与西方的伟大贸易路线就是“丝绸之路”。近代以来，海上贸易的发展曾使丝绸之路相对黯淡，然而，今天，“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让亚欧大陆重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实施蓝图。与人类文明史同样长久的交往历史和广泛的共同利益，将在蓝图的串联下，把亚欧大陆联结为一个整体。“一带一路”路径建设是通过“六大经济走廊”编织沟通与环连欧亚非的经贸和交通网络：新亚欧大陆桥、中蒙俄经济走廊和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不仅把最具经济活力的东亚地区与发达的欧洲经济圈联系在一起，同时畅通了连接波斯湾和地中海的经贸之路，为亚欧大陆腹地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契机；中巴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和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则将欧亚走廊的经济效应辐射到了南亚、东南亚、印度洋、南太平洋地区。“一带一路”的合作重点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合作、产业投资合作、金融合作、生态环境合作、卫生健康合作、海上合作、人文交流合作等八个微观合作领域。同过实现微观领域的对接，逐步形成一个水平更高的共同市场，由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观意义自然会生发出来。可以说，“一带一路”是一条不同于传统的“从宏观到微观一体化”思路，转而倡导“从微观到宏观”的区域一体化新路。

　　“一带一路”为区域一体化提供新标准

　　“一带一路”不仅是区域一体化的新道路，还将为未来的区域一体化乃至全球化提供新的标准。“一带一路”倡导“五通”，其内涵就是要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基础，在理念上全面超越旧有模式，塑造全球化新标准。具体来说，分为治理机制、合作网络、贸易体制、货币金融和文化交流这五个角度。

　　政策沟通：从G7秩序到包容共赢。西方七国集团（G7）是欧美主导下的全球政治经济治理机制，是构建小圈子决定全球事务的产物。随着西方七国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从高峰时期的85％下降到当今的不到50％，G7已不再有能力擅自决定全球事务。而“一带一路”倡导的合作原则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倡导文明宽容，尊重各国发展道路和模式的选择，加强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能够使每个参与方在平等合作中获取“正能量”。

　　设施联通：从“跨大西洋”到“亚欧时代”。近代以来，以大西洋海上贸易路线为纽带形成的“跨大西洋体系”一直是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承载着全球最大的经济活动总量。而今，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已成为世界经济的新中心，也使得联通亚洲与欧洲成为全球经济形成新增长动力的迫切需求。高铁的发展则为贯通亚欧大陆的陆路联通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行性，全球经济合作网络将进入“亚欧时代”。

　　贸易畅通：从降低关税到“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二战后形成的以WTO为基础的全球贸易体制，关注重点在于“降低关税”，这就决定了贸易谈判的落脚点是产品关税。这种状况其实来自于现行全球贸易体制的隐含假设：贸易的主导方式是海洋贸易，这样从港口到市场之间就只有海关这一个环节，当然主要谈关税问题。而“一带一路”则带来贸易方式的改变，相应地，更加全面的“贸易与投资便利化”主张将更加适应当今的全球价值链时代。

　　资金融通：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人民币国际化。二战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制度上规定了以美元作为世界货币，尽管20世纪70年代进入浮动汇率制时代，但美国通过“石油必须用美元结算”的规则维持了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也带来美国通过“印钞”从全球获取霸权红利以及金融衍生品过度发展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等一连串后果。而“一带一路”则为全球带来货币制度上的新机遇，欧洲多国竞相设立人民币结算中心，世界多国竞相加入亚投行，表征着全球对人民币的迫切需求，也说明世界对搭上中国发展高速列车的渴望。

　　民心相通：从“文明的冲突”到命运共同体。冷战结束后，“文明冲突论”一度成为西方国际治理思想主流，这与西欧文明的扩张史总是伴随着与各种文化、文明的冲突有关，而这种治理思想却造成各种地区冲突愈演愈烈。与之不同的是，丝绸之路交往史从不推行特定文明的优越论，一向是在双方平等交流中实现文化共享。数千年文明交往形成了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民心相通”就是让多种价值观的精髓相互学习，为区域合作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

　　2008年金融危机暴露出了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严重缺陷，而直到今天世界经济都没有走出这场危机的阴影。在这一背景下，有着自然地理与人类文明史双重基础的“一带一路”倡议受到广泛欢迎，反映了全球对重塑国际秩序的普遍愿望。“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包容性巨大的发展平台以及新的合作标准，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实现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把未来发展引领到优势互补、休戚与共的新路上来。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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