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名与相知（新书创作谈）

　《棔柿楼集》：扬之水著，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

　　名物学是一门古老的传统学科，先秦时代即已产生，此后依附于经学而绵延不绝，直到近世考古学的兴起才逐渐式微，乃至被人们淡忘。重新拾起这一名称，是因为人们从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中发现，这一方法可以为传统的名物学灌注新的生命。而在考古学逐步走向成熟的今天，我们完全有条件使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解决文学、历史、考古等领域中遇到的问题。

　　“名物”一词，最早出现在《周礼》。《周礼》所做的工作便是用器物和器物名称的意义构建礼制之网，它因此为后世的名物研究奠定了基础，确立了基本概念。宋代的金石学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以当代情怀追溯、复原乃至编织远古历史。

　　而当今之“名物新证”的概念，则是由沈从文先生率先提出。在《“（分瓜）瓟斝”和“点犀（上喬下皿）”》一文中，他解释了《红楼梦》“贾宝玉品茶栊翠庵”一节中两件古器的名称与内涵，由此揭示出其中文字的机锋与文物之暗喻的双重奥义。这体现了沈从文先生深厚的功力：一方面有对文学作品的深透理解，一方面有古器物方面的丰富知识，以此方能参透文字中的“虚”与“实”。而虚实相间，本来就是古代诗歌小说一种重要的表现方法。这篇文字，实在应该推为名物考证的典范之作。也就是在这篇文章中，沈从文希望有人结合文献和文物来研究古代名著，并且直接提出了撰写《诗经名物新证》的课题。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初从孙机遇安先生问学，遇安师命我把这篇文章好好读几遍，说此文本身便是“名物新证”的范本。同时又拟了两个题目，即“诗经名物新证”与“楚辞名物新证”，要我选择其一，我选择了前者。《诗经名物新证》一书完成后，我曾在后记里写下这一经过，不过当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对“名物新证”的概念实在还没有形成自己的认识，比如，为什么要重新起用“名物”一词？“新证”之“新”究竟在何处？新的名物研究与古器物学又有哪些不同？这些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

　　逐步有了一点想法，是在写作《古诗文名物新证》的过程中。在此书的后序中，我大致总结了自己的基本研究方法，并且谈到了研究中经常思索的几个问题。之后不久，学友李旻为拙著《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写序言，其中提出了诗中“物”与物中“诗”的概念，这更使我想到：“名物新证”的理想目标，应该是用名物学建构一个新的叙事系统。此中应包含着文学、历史、文物、考古等学科的打通，一面是在社会生活史的背景下对“物”的推源溯流，一面是抉发“物”中折射出来的文心文事。诗中“物”与物中“诗”，二者原可相互置换，入手的角度相异，方法和目的却是相同的。我希望用这种方法能够使自己在“诗”与“物”之间往来游走，寻找它们原本就是相通的路径。

　　先说诗中“物”。文学研究与文学史的写作，通常落墨于名家和名篇，亦即从艺术角度来看是属于文学之精华的部分。但同时，我们是否还可以有这样一种角度，即通过对诗中之物的解读，触摸到诗人对生活细节的观察与体验，揭示出物在其中所传递的情思与感悟？由此，一些在文学研究与文学史写作视野之外的作品，也能体现出一种文心文事乃至彰显出诗意的丰沛。

　　于是，我想到应该先把我所关注的“物”与咏物诗稍作区分。咏物诗之物，是普遍之物、抽象之物；而我的研究对象，更明确一点说是近年我主要关注的两宋诗文中的物，是个别之物、具体之物。这些“物”，分散开来，是一个一个的点；把散落的点连接起来，便成一线，构成一部生活史细节的文学叙述史。“物”以这样一种方式被关注，被书写，而成为文学史的一部分。诗的艺术性，文字、格律、节奏、意境、意象等固然是其要素，然而用“格物”之眼贴近文学，或者也可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

　　再说物中“诗”。今天的所谓“名物研究”，主要是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说得再直白一点，便是发现、寻找“物”里边的故事。它所面对的，是传世的出土文物；它所要解决的，首先是“定名”。我以为，对“物”，亦即对历史文化遗存的认识，便是从命名开始的。当然，“定名”不是根据当代知识来命名，而是依据包括铭文等在内的各种古代文字材料和包括绘画、雕刻等在内的各种古代图像材料，来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这个名称，多半是当时的语言系统中一个稳定的最小单位，包含着一个历史时段中的集体记忆。而由名称的产生与变化，便可以触摸到日常生活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若干发展脉络。然后是“相知”，即进一步明确此物的用途与功能。它要求我们有对艺术和艺术品的感受力，能够从细微之纹饰去辨识气韵和风格，把握名与实发生变化的因素，以及变化因素中所包含的文化信息。

　　文物是有生命的。它的生命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其一是作为原初的“物”，即在被使用着的时代，它一面以它的用途服务于时人，一面也以装饰、造型等审美因素愉悦时人的目光。其二是作为“文”物，它承载着古人对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营造，有了更多的文化意味。“名物新证”应以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与添加色，由此揭示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与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各个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

　　回过头再来看古名物学和古器物学，可以说，名物学是持“名”以找物，器物学是持“物”以找名。名与物的疏离处是二者各自的起点，名与物的契合处则是二者最有意义的殊途同归。而新的名物研究便是从这两个传统学科中生长出来，复由考古学中获得新的认知与新的方法——不仅仅是考古材料，而更在于考古学所包含的种种科学分析。

　　总之，“名物新证”所追求的“新”，第一是研究方法——融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于一身的考古学异军突起，为名物学的方法革新赋予了最为重要的条件。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古典趣味之外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观照。它的视野里更多的是日常生活细节，若干久被遮蔽的史之幽微，亦是研究过程常有的发现。一叶障目不可取，一叶知秋却可以也应该作为“名物新证”的方向与目标。对我来说，这样的考证过程永远有着求解的诱惑力，因此总是令人充满激情。

　　总之，定名与相知，是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定名是针对“物”而言；相知，则须出入于“物”与“诗”之间，以此打通二者之联系。我把它作为研究工作的目标，也用它来检验自己的成绩，同时更希望读者也用这个标准来检验我的著述。今收在《棔柿楼集》中的卷十，便是我近20年来有关名物考证之著述大致分类的重新编订，大多注明了最初刊发的时间。具体情况，在每一卷的后记里也都有说明。

　　《文心雕龙·史传篇》第一节说：“开辟草昧，岁纪绵邈，居今时古，其载籍乎。”刘勰的时代，欲接通古今，惟有文献一途。然而现代考古学的创立以及逐步走向成熟，却为我们走进古代世界揭示了更多的可能，也完全有条件使几乎被遗忘的名物学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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