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系列调研报告之五】
状元酒、谢师酒、搬家酒、开业酒、满月酒、剃头酒、参军酒、祝寿酒……名目繁多又不断推陈出新的办酒摆宴,让不少人不堪重负,滥办酒席之风愈演愈烈,甚至异化为一些人变相敛财的幌子。
近日,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贵州省安顺市在从严治理国家公职人员违规操办酒席的同时,将滥办酒席的整治范围向乡村延伸,逐步探索完善了党委政府引导、属地管理、分级负责、村民自治、村规民约约束的工作机制,形成了组建酒席文明“四支队伍”、着力“五个明确”、突出“六个强化”的“456”工作法,走出了一条移风易俗的新路子。
规范引导:负担减轻了
“辛苦一年一万三,几顿酒席全赔干。”因为酒席多、饭菜贵、礼金高,安顺市普定县猫洞乡和谐村村干部支艳发现,村里很多人外出打工一年,回家过年还要贷款,甚至还有卖口粮吃酒、借高利贷吃酒的现象。
治理滥办酒席已经成为广大干部群众的迫切愿望,亟须党委政府因势利导、规范引导。
安顺市普定县在2014年4月《安顺市国家公职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暂行规定》下发后,把规范酒席办理从国家公职人员扩展到普通群众,并以坪上镇、猫洞乡、龙场乡等5个乡镇为试点,探索建立规范群众办理酒席的工作机制。
猫洞乡和谐村率先经过村民代表会讨论通过,将规范办理酒席纳入《村规民约》,规定除婚丧嫁娶外,一律不准办其他酒席,且每次最多30桌,礼金最高100元,宴席为“四钵宴”,同时组建了酒席文明“四支队伍”——宣传队、互助队、纠风队、巡查队,提高了村民自觉抵制滥办酒席的思想认识。
经过3年整治,“酒席比过去减少了70%以上”。和谐村村支书郭成洪告诉记者,现在办一台酒席花费不到3000元,全村节约成本100万元;对村民而言,不仅酒席数量减少了,礼金还降了一半,每户每年平均减少“吃酒”支出5000元,全村减少300万元。
目前,规范酒席办理工作不仅在普定县的11个乡镇全面推行,而且在安顺全市范围内深化拓展,力争实现“刹住滥办酒席风,还你我他轻松”。
打破陋习:乡风变好了
“约客酒”?在调研中,记者光听名称实难理解这又是什么名目的酒席。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江龙镇武装部部长陈胜解释,这是主办者以家中有亲戚办酒席为由,邀请亲朋好友吃酒给自己随礼,而被邀请的人往往并不认识那位真正“办事”的人。
“滥办酒席还是滋生不文明现象的温床。”普定县县委宣传部整治滥办酒席办公室负责人姚赋认为,兄弟反目、打牌赌博、打架闹事、喝酒醉驾……这些不文明甚至犯法行为都寄生在这张温床上。
调研走访中,普定县坪上镇和平村“两违”监督员安廷凯也告诉记者,村里一度“赌风很盛”,就是因为酒席为村民聚众打牌提供了方便。作为村里德高望重的老者,2014年治理农村滥办酒席工作一开始,安廷凯就走村入户发放“宣传明白卡”,把酒席范围、宴请规格、办理流程、礼金标准、责任主体这“五个明确”告诉每一户村民,同时公布了处罚规定和监督举报电话。
从2014年8月1日至12月31日,坪上镇整治滥办酒席办公室共制止违规酒席22起。“我们接到举报后都是提前劝告,把办酒的苗头消除在萌芽状态。”和平村村委会主任安晶解释。
在镇宁县江龙镇江龙村文化广场,“倡导集体婚礼”的《村规民约》还张贴在醒目的位置,而婚嫁新办、丧事简办的新风俗已深入人心。
服务群众:干群和谐了
“过去有些村民为了干项目、吃低保、上合医,给村干部随重礼,酒席成了一些人送礼的载体,也成了基层干部腐败的催化剂。”镇宁县文明办副主任张化林告诉记者,滥办酒席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干群关系的和谐。
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安顺市采取了强化责任分解、强化村民自治、强化宣传引导、强化台账管理、强化典型曝光、强化督促检查这“六个强化”的方式治理滥办酒席。比如,镇宁县将治理滥办酒席纳入《治理消极怠政问题的实施意见》之中,马厂镇实行属地管理,明确“谁主管、谁负责、谁管理、谁治理”的要求。
陈胜给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案例。2016年8月,江龙镇水洞村一户村民在未申报的情况下,不顾身边人劝阻,坚持要办搬家酒。村干部在他家做思想工作时了解到,这户村民盖房子借了几万元钱,想通过办酒席收礼来还账。“到家里了解到村民的难处,村干部意识到我们的金融服务要跟上。”陈胜说。
作为与群众联系、为群众服务、对群众影响都最为直接的基层党组织,安顺市加强移风易俗的制度创新,建立了具有操作性的领导机制,形成了各级党委政府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打通了联系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脱贫攻坚:生产发展了
“滥办酒席已经成了脱贫攻坚的拦路虎,非治不可。”姚赋告诉记者。“酒席越办越穷”已经成为当地干部群众的共识。
据普定县文明办估算,2016年该县滥办酒席次数比上年减少约两万次,按每台酒花费两万元来算,全县总体节约资金超过4亿元,加上节约时间用于生产的隐形效益,全县规范酒席办理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超过6亿元,有效助推了脱贫攻坚。
在安顺,移风易俗推动生产发展的故事还有很多。
在和谐村,民风乡风改善后,土地入股分红或土地流转得到村民支持,百香果、黑樱桃、桃树等得以大面积种植,其中桃树的种植面积已达6000余亩。现在,因为村里的软环境提升,村民的精神面貌改善,吸引来了外地老板的投资,一座包括桃花迷宫、低空航飞、热气球、攀岩等项目在内的3D旅游综合体正在规划中。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正是因为抓住了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参与自治这两条主线,安顺市整治滥办酒席的“456”工作法让“为了吃酒去喝西北风”的陈规陋习成为过去时,真正走出了移风易俗的新路,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大路。(本报记者 柴如瑾 吕慎)
【短评】
近年来,农村攀比之风愈演愈烈,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各种名目的酒席越来越多、人情消费越来越高,已经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让曾经淳朴的乡土民风变了味儿。
保持生活的仪式感,承续婚丧嫁娶的传统风俗不可或缺。然而,被礼金“绑架”的乡村,绝不是乡土社会的应有面貌。
如今,在日益膨胀的陋习面前,某些地方的社会风气已发生了严重的扭曲。在民间自律与自为对此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公权力的及时介入和参与,采取合适的方式来移风易俗就十分必要。如何在公权力的边界范围内达到正风化俗的效果,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智慧。从贵州的实践经验来看,至少有两条经验可以参考:党员干部带头和群众参与自治。
党员干部带头,强调的是以引导示范代替行政管制。党风正则民风淳,党员干部讲究奢靡享乐,社会上也就讲排场比阔气,高档消费一掷千金,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因此,移风易俗首先要继续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以优良的党风政风带动社会民风。
“化俗不易,贵在因民。”公权力的手不能伸得过长,但群众自治的移风易俗乡规民约值得鼓励。婚丧嫁娶大操大办、封建迷信、酗酒赌博、薄养厚葬等陋习,其负面效应最终还得群众自身买单。近年来,很多地方自发或在基层政府指导下自治规章制度,用村规民约去遏制歪风邪气,并探索成立了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红娘协会等组织,协调监督落实,取得了很多有益的经验。
风俗的形成是个缓慢的过程,移风易俗也不可能速干速成,急功近利短时可能奏效,长远必定反弹。正如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的,“乡土社会的变迁是很缓慢的”,移风易俗也得寻求善治智慧,在长效机制建设上下功夫。(钟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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