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光明谈③】架设通向沿线国家民众内心的语言之桥——“一带一路”光明谈之语情研究

开栏的话：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于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为此，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邀请相关智库专家，录制 “‘一带一路’光明谈”系列视频访谈，侧重从文化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解读。访谈文章和视频将在光明网、光明日报客户端、光明日报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持续推出，并在光明日报《智库》版开辟同题专栏，摘录精华观点。具体实施由 光明日报智库研究与发布中心、光明网理论部负责。

　　【“一带一路”光明谈③　

架设通向沿线国家民众内心的语言之桥

　　——“一带一路”光明谈之语情研究

　　本期导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使用语言多样，如果语言不通那么文化难以相通，文化不通则很难民心相连。我们必须要加强语言沟通交流，用理解、包容之语，搭建“民心相通”之桥。“一带一路”光明谈本期邀请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李宇明和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围绕“一带一路”进程中的语言问题进行讨论、提出建议。

　　主持人：解析“一带一路”建设图景，聆听智库专家睿智之言。各位网友、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由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节目“一带一路”光明谈，我是光明日报社记者张胜。

　　语言，即思想之舟楫，文化之桥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先前队和助推器。语言交流是文化交流的第一步，曼德拉曾说：用理解之语沟通，印入脑海；用乡音之语交流，刻在心田。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是“一带一路”朋友圈获得理解、有效沟通、扩大交流的纽带。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如何架设语言之桥，铺就通向沿线国家民众心中的光明之路？本期特邀北京语言大学党委书记、国家语委原副主任李宇明教授和 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周洪波先生两位专家，一同为我们擘画“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版图，思考如何用理解之语沟通，让“一带一路”上的广大民众更好地了解人文的中国、开放的中国、包容的中国。

“‘一带一路’，语言铺路”

　　主持人：各位网友可以看到，我手里有一本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国情手册》，这本书是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的，呈现了“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语言状况。每个国家的语言国情描写当中，还专设了“语言服务”一节，介绍了我国关于语言人才的培养情况和该国关于汉语人才以及汉语专业的开设情况。当然，这只是此类图书中的一个代表，我们看到，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此类工具书已经陆续出现、不可或缺。请问李宇明教授，作为语言研究的专家、语言类高等院校的负责人，您是如何看待语言研究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意义的呢？

　　李宇明：“一带一路”可以概括为“五通”，最重要的还是人心相通。在“五通”里面，都必须有语言的互通，比如政策都是用语言文字来表达的，看起来道路、贸易、资金，它们本身不会说话，实际上要把路修起来、货跑起来、资金流动起来，都需要人，有人就需要语言。如果我们用一般的语言来沟通的话，主要只能说事，而能够用有感情的语言去说话，那就能够通情。所以表情达意，语言是最好的工具。“一带一路”实现互联互通，基础应该是语言互通。

　　主持人：周洪波先生是这本书出版方的负责人，请您介绍一下出版这本书的初衷和过程，以及为什么会对语言和“一带一路”的关系如此的重视呢？

　　周洪波：这本书主要是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和江苏省语委办策划，江苏师范大学语言能力协同创新中心来编写的。出版这本书是想要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状况。说实话，我们以前对这些内容了解很少。我记得2015年看到李书记的《“一带一路”语言铺路》这篇文章，实际上把语言跟“一带一路”完全地对接起来。事实上，语言不通，很难文化相通，如果文化不通的话，不可能达到民心相通，这其实是一环一环地套起来的。

　　主持人：据粗略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语或国家通用语言有近50种，算上这一区域民族或部落用语，重要者不下200种，相比之下，国内相关语言人才不足，缺少大量具有国际化管理水平和跨文化能力，熟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策、法律制度和国际经济运行规则的复合型人才，已经成为制约“一带一路”建设的一大瓶颈。请问两位专家，能否简单介绍一下，这种对沿线国家语言研究的相对滞后，给我们“一带一路”建设、我们中国企业走出去以及跨文化交流带来了什么样的障碍？有什么样的突出表现和难题呢？

　　李宇明：语言不通的话，语言附带的各种信息，获取起来就比较困难。也许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比较大的语种，像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获取一些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第一很有限，第二也是偏颇的，是别人过滤过的。要想得到真正的信息，就有困难。重要的信息，比如说法律信息、经济信息、文化信息，如果不能够用“一带一路”本土国家的语言来获取的话，这个缺陷是非常大的。

　　从信息交流方面，如果我们对别人的语言不太熟悉，我们很难用别人的语言来发布信息，只能转个弯。这样的交流实际上是非常麻烦的，影响我们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所以看起来，我们语言不通，或者语言研究比较少，是个语言问题，实际上更重要是信息问题、合作问题。“一带一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的是要把中国的“一带一路”想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规划有机地对接起来。语言的沟通、高级语言人才的培养，看起来是个语言问题，实际上制约着我们在“一带一路”这条路上走得快还是走得慢，走得好还是走得不好，走得远还是走不远。

　　周洪波：说到这个话题，我这里有一个案例，显示出语言人才的重要。我们这几年在研发汉语图解词典项目。第一批做了45个语种，第二批做15个语种，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三批，再做20个语种，等于我们这样做下来可能就是80个语种，基本上囊括了“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数国家的语言的入门内容。

　　但是我们操作起来就很难，特别是第三批。这些语种，好多我们都没有太听说过，特别是非洲的一些小语种，我们要去做这个语种双语的产品，那只有一种路子，就是通过各种路径找熟悉这个语种的人，有的可能是借助于一些留学生，或者是借助于正在读这个语种的硕士研究生，这样才能够把这个项目的翻译工作完成。所以现在看来， “一带一路”沿线的这些语种的翻译人才如此稀缺，“五通”难度就更大了。

把外语教育纳入“一带一路”大视野

　　主持人：进行有效的沟通，才能进行有机的对接。刚才二位专家指出了语言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性，也指出了当前我们对于沿线国家语言研究滞后性的一些突出表现。请问二位，针对这些难题和不足，我国当前“一带一路”的语言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有哪些突出的亮点？同时还存在哪些亟待改进的地方呢？

　　李宇明：我们在“一带一路”上行走，行囊里边最缺乏的东西之一就是语言。语言人才，不同于一般的翻译，不是仅仅能够说话就行，更重要的还要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历史知识、地域知识、政治知识、风土人情知识等。所以实际上培养的是国际化人才，而不完全是语言人才。我们国家有很多部门，也制定了很多指导性的文件，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但相对来说，关于语言服务、语言人才的培养，这方面的论述、指导性意见还是少了点。

　　所以，首先，我们应该有顶层设计，来规划我们国家外语语种的发展，当然其中也包括跨国跨境的语言，比如说朝鲜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等。这些语言既是中国的语言，也是我们邻居的语言，应该有个好的语言发展规划。

　　其次，需要对我们的国情进行了解，我们究竟有多少语言人才？虽然我们国家已经完成了六次人口普查，但是没有关于语言情况的普查。虽然我们是一个外语学习的大国，但是这些语言，国家并没有掌握起来，需要用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人才分布在哪里。所以我建议，应该把语言人才的普查掌握起来，建立全国的语言人才库。

　　再次，语言服务需要市场。到今天为止，我们没有建立语言服务市场，我们只知道到大学里边去找。但是大学也找不到语言服务的提供者和需求者。这中间需要有市场来对接、来调节。

　　最后，要通过各种信息化的手段来进行“一带一路”的信息咨询、语言服务。因此，应该搭建语言信息服务平台，把各种信息，通过网络、通过智能手机，分发到需要者手里。

　　我们现在议得比较多，重视比较多，但是行动起来有很多时候属于情况不明，有点盲人摸象的感觉。所以怎么样提供信息服务、语言服务，应该有国家顶层设计，各个部门齐心参与，共同把这一人类的伟大事业做好。

　　周洪波：刚才李书记说到，要在人口调查中植入语言元素的调查。我最近收到一篇文章，就是专门介绍海外一些国家的。他们实际上在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已经把语言作为一个重要的元素在里边植入，已经有一些很具体的数据，而且这些数据是跟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这点值得借鉴。“一带一路”语言人才培养要双管齐下，一方面是我们国家对各种语种人才的培养，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当地国家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来教学。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通过它的本地的居民，把汉语当做第二语言来教学，这样可能收到的效果会更好，而且这样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为此，我建议把汉语作为第二语言进行教学作为今后“一带一路”的语言人才培养规划的重点方向。

　　李宇明：外语教育不仅仅是教育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需求、国家战略。所以应由多个部门联合来考虑，比如应该发展哪些语种，如何进行课程建设、选择人才培养的模式等一系列问题。对于外语学习，我们过去主要是听说读写，这是语言技能的训练。但是现在，恐怕光靠语言技能已经不够了，怎么样培养这种既懂外语，又了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情况的复合型人才，是一个新的发展方向。为此，需要把外语教育纳入到国家战略，纳入到“一带一路”宏观发展上来考虑。

　　周洪波：我们怎么样把“一带一路”上的成功案例、动听故事讲给外国人？我们今年在《汉语世界》刊物专门开设“探路者”栏目，用外国人的视角，用地道的英语，来讲述“一带一路”上普通人的故事。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老百姓对“一带一路”的了解究竟有多少？我们怎么样用通俗的方式，让老百姓对“一带一路”有个真实的感觉？央视有个《数说命运共同体》节目，用数据来说话。我们组织编写了本《数说“一带一路”》，把很多无形的内容用数据有形地表现出来，让对“一带一路”更接地气。

激发中华文化魅力，更好实现中外语言合作

　　主持人：架设“一带一路”的语言之桥，要注重统一标准，明确规则。不少学者在倡议发出的早期，就提出各种概念的中外翻译，应当遵循不同文化的使用习惯，特别要注意让更多的人明白晓畅、让语言表达得体顺眼。举个例子，对于“一带一路”这个词组的标准译法，就存在过不同的版本。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关于“一带一路”的术语研究、有关术语的使用以及翻译的原则等方面，具体有何进展呢？

　　周洪波：在“一带一路”的语言转换过程中，中外合作是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要让老外翻，首先他要理解我们的内容，要准确地理解，中方的作用就会很大；要传递到海外去，就用外国人的思维方式、话语方式，所以要经过老外的这样一道“工序”。

　　李宇明：这些年来，国家非常重视术语的外译问题，很多部门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也进行了很多科学研究。这说明，大家普遍认识到术语的外译问题，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中国道路、中国制度、中国理念能否为世界人民更好了解的重要举措。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我们从国外语言里面吸收了大量的词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数学、物理。为什么这些翻得好，是因为很多是中国人翻译的。而我们现在的外译，如果光靠中国人把中国的概念翻出去，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应该借助国外的朋友，让他们参与到中外文化外译的活动当中，来实现中外合作。

　　语言活动是一个实践活动，要重视长期的实践过程，不要急功近利，而是要在这个时间过程中慢慢遴选，有一些好的就沉淀下来了，保持下来了，有一些一开始翻译别人不懂的，慢慢在实践中就懂了。在外译过程当中，实际上最终还是中华文化能不能有魅力的问题。中华文化外译，既要有中外合作方能够符合外国语言使用者的习惯，也要在实践当中慢慢去摸索遴选，更重要的是展现中华文化的创造力和吸引力。当我们走在前面，我们的文化是别人向往的，他们就会主动地配合，这样也许最终能够解决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

发挥高校智库功用，汇聚世界语言资源

　　主持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校责无旁贷，请问李宇明教授，如何更好地发挥高校在“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特殊作用？特别是高校聚合思想、培养人才、使用国内外优秀的校友资源这方面，应当如何突出呢？

　　李宇明：这些年来，作为高校的一位工作者，我们也在认真思考，高校能够在“一带一路”进展当中发挥哪些作用.现在看起来，高校也应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

　　第一，高校最重要的是智库作用，因为全国哲学社会科学人才，80%以上集中在高校。外语人才也主要在高校，特别是有研究水平的外语人才，这些人才决定了高校应该成为“一带一路”智库建设的主力。跟社会上其它智库比起来，高校智库最大的特点是有学科背景。它是根据学科学术规律来做智库建议的，不是简单地解释政策，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来看待“一带一路”的发展。

　　第二，高校的校友特别多，这些校友分布在各个领域。中国的高等教育支撑了中国改革发展的这一伟大的使命。有了这些人才，才能够把“一带一路”方方面面的事情做好。那么人才怎么培养？高校的作用很重要，当然责任也很大。

　　第三，就是国际合作研究，“一带一路”必然不能是中国唱独角戏，它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国际合作的典范。在这个合作当中，高校本身就有跟世界上各个高校合作的前提条件，而且高校的合作，别人还容易接受。这样合作的研究的成果，也就更容易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第四，关于语言人才的培养，制定和实现国家的“一带一路”语言规划责无旁贷。因为我们国家基本上外语培养和外语人才主要在高校。当然高校发挥作用，怎么样眼光能够从学校的围墙里面，看到学校的围墙外面，怎么样更多地参与国家的发展，国家建设。同时，我们课程还是比较陈旧了一点，大学课程有一定的相对稳固性是好的，但是如果稳固到比较保守，不能够适应“一带一路”的发展，这样可能问题就比较大。所以人才培养模式，课程改革，科学研究的选题等等我们高校也在考虑，怎么样去适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的形势。

　　在“一带一路”发展的过程当中，高校既有很重要的责任，要完成很重要的使命，但是我们的改革，特别是在一流大学、一流学科的创建当中，怎么样能够服务“一带一路”，也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主持人：2016年7月，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揭牌，据我们初步了解，该中心将着力建设以语言资源库、语言文化博物馆、和语言通的智能服务三大工程为基础，立足北京，辐射全国，放眼全球，及科研、创新、学科孵化、产业培养、人才会聚与培养，国际交流与合作为一体的综合性的创新平台。请李教授来介绍一下这个中心的特色定位，以及中心开展的首批项目的进展情况。

　　李宇明：建设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我们最重要的理念是把语言看作资源，实际上除了语言的人才培养是资源之外，语言本身也是人类重要的资源。我们的一个重要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用比较长远的时间，把人类的语言资源都能够聚集起来。现在全人类大概有7000来种语言，当然有些语言很小，很快本世纪大概有90%的语言要消亡，所以人类的语言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从一个对人类负责的大国来看，需要对人类的语言进行保存、保护、开发、利用。计算机语言智能的发展，过去主要是用规则的办法来教计算机学会人类的语言，现在，更重要的是让计算机，通过大量的这些语料训练来获取智能。AlphaGO之所以跟人类下棋能够下过人类，实际上将来机器智能在很多方面都可能会超越人类，那么我们所感兴趣的是中国在什么时候能够让计算机语言理解，能够获取中国在这方面的话语权。这个中心虽然叫中国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实际上我们要发展的专业，是语言资源与语言智能，更重要的不仅是要把这些资源聚集下来，更需要把这些资源将来能够让计算机能够从里面获取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其它相关的知识。

　　当前，我们主要做的是“一带一路”上急需的这些语种的积累和计算机训练，包括实现简单的翻译系统，及其人工智能等。我们提出，要顶天立地。所谓顶天，我们就是要为中国的明天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要做出中国的贡献。所谓立地，就是要推进现实语言生活的发展，服务现实语言生活，包括“一带一路”，也包括现在中国的语言生活的需求。

　　我们现在正在做的是全世界各个国家，他们的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的研究不仅关注他们的母语政策，我们特别还关注它的外语政策，因为汉语在他们那边也等于是外语，从而促进汉语在全世界理性地传播。实际上这些方面可能也是一种开创性的工作。

　　我们长远的目标，是想做一个能够记录全人类语言的词汇表，或者是意义表，这个科研成果呢，如果做下来的时候，我们能够希望通过这个表，把全世界的各种概念，各种意义记录下来。总之，我们这个中心，现在得到了国内和国际上很多专家的支持，我们下一步希望有国外留学生能够加入到这个学术队伍，通过用中国的语言保护的这些理论和技术，希望这个留学生能够把自己的语言记录下来，能够回到他们国家之后，长期地开展本地的语言研究，并跟我们合作，通过中国的学术走出去，来汇聚世界语言资源。

　　我们除了语言资源和语言智能之外，我们还想建语言文化博物馆，语言文字这么重要，但是中国语言文字的博物馆非常少。中国是语言资源的大国，中国有130种左右的语言，也有很多文字，但是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的博物馆太少，我们可能现在主要做线上的，有机会希望能够成立线下的语言博物馆的联盟。

　　今年北京市正在筹办语言博览会，我们希望中国在语言博览会方面也能够发挥大的作用，包括图书出版，书法艺术，中华文化，也包括各种信息处理的软件等等。语言博物馆和语言博览会，我们高精尖中心也在支持，但是这个工作绝对不是一所大学所能完成的，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地支持。我们希望全世界有志于此的人，都来支持我们。

　　周洪波：一般理解的语言成果，就是一些学术论文。北京语言大学语言资源高精尖创新中心打造的语言资源库、语言文化博物馆和语言通这个智能产品，让我感觉到震撼，实际上它已经从书斋象牙塔走出来，而把这种语言资源转化成产品，让它落地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已经从以前的这种学术研究，为学界服务，现在实际上是在为国家服务、为社会服务。

科学探寻我国语言类智库建设路径

　　主持人：我们每个人不只是语言的使用者，也是语言的记录者，更是语言的传播者。借着刚才您对高精尖中心的介绍，我们现在来谈一谈，就是我国语言类的智库应当如何发展？随着国家发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的语言智库也迎来的难得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想请问一下二位专家，我国语言智库应当如何直面“一带一路”建设当中的语言问题？探索我国语言类智库的建设路径，更好地面向国际，面向社会，面向中国广大的企业，以及这些语言学习的人才，提供更多语言咨询服务。

　　李宇明：可以说，目前语言已经不是语言问题、语言政策问题，它牵扯到个人和家庭的发展，牵扯到民族之间的交往和团结，牵扯到国家的统一和人类的和平，也牵扯到未来机器人介入人的生活。

　　怎么来建设语言智库呢？第一，要了解“一带一路”情况，掌握实际状况。而了解“一带一路”情况，不能只从网络上了解，这个也不能只从一种语言了解，现在整个信息源，基本上是英语信息源。这种话语信息量很大，但是未必全面，未必真实。所以要重视“一带一路”的实际情况，更要重视人与人之间交朋友得到的信息和从现实生活得到的信息相结合。

　　第二，应该建立学界和政府之间的旋转门。通常而言，大学的学者，有宽厚的学问素养和学术根底，但是对政府的运作、政府的思想，了解得并不是那么透。而政府所关注的，既有长远的问题，也有眼下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并非一日之功。建立这种旋转门，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说政府和学界，经常地坐到一个桌上讨论问题。政府的人员也可以到智库工作、智库的人员到政府挂职，实现双向人才的培养。在我看来，有了这种旋转门，我们的智库谈问题，就更能够切中要害。政府也更能够从智库获取更需要的信息。

　　第三，要重视数据建设和学科建设。智库不能拍脑袋说话。它需要智慧，但更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数据，这个数不光是数的意思，是要掌握真实的信息、一线的信息，这样才能够有很好的预测。同时，要靠学科建设培养人才，让很多年轻人能够投入到智库工作当中。具体到语言智库，我现在感觉到，应该有专门的队伍来思考国家语言的发展，思考我们多民族国家的语言问题，思考“一带一路”上语言人才的培养和语言问题。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应该有一类语言类的智库来做。就刚才关于语言人才的培养，已经谈了好多了，实际上最应该强调的是：其一，国家有顶层设计，应该由国务院的某个部门来作为牵头单位，联合教育部及其他相关部门，制定国家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以及人才培养目标。其二，要充分重视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要注重各种信息化手段的应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要建立信息化的平台，用信息化来推动“一带一路”的人才培养。

　　周洪波：语言研究不能局限于语言本身，还要研究人们是怎样使用语言，更要研究语言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到了这个阶段，这个语言智库才能够成为现实，所以我想语言智库可能要从真正的实际调研入手，特别是“一带一路”的语言智库，一定要对沿线国家的语言国情，要有真正的把握，而不是借助于二手的材料，借助于英语转化过来的内容，这就需要中外合作，要能够深入到这个带路的国家里边，去做一些很详尽的调查和了解。这样的对策，我觉得才是真实的，才是有效的。

　　（光明智库、光明网联合推出；统筹：王斯敏、蒋正翔；主持：张胜；整理：张胜；摄像：王恩慧；导播、剪辑：刘希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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