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俊晖成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最年轻的冠军后,其父让其从小不读书专心打球的“成才模式”引来不少效仿者,周跃龙父亲让其半天学习半天练球,姚鹏程的父亲让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他放弃学业专门训练台球……结果却是
关键词 丁俊晖模式
2005年4月,丁俊晖战胜亨得利,成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最年轻的冠军,一夜爆红,其父让其从小不读书专心打球的“丁俊晖模式”引起热议
关键词 认干爹
在圈里,认“干爹”现象比较普遍,有些热爱台球的老板,会认一些有潜质的球员当“干儿子”,并资助他们。比如省内一名优秀年轻球员,目前在北京的世界斯诺克学院练球,就是有老板在资助他。
“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人少路荒。从此人生全然两样。”
——罗伯特·弗罗斯特《没有走的路》
作为全世界台球运动员心中的圣殿,位于英国谢菲尔德市中心的克鲁斯堡剧院实在算不上宏伟,在周跃龙眼中,甚至远远比不上四川省体育馆。但这又如何?当他穿过印有“CRUCIBLE”巨大字样的正门,走上世锦赛正赛赛场时,一个纪录就此诞生:首个跻身斯诺克世锦赛正赛的四川人。所以即使首轮就被丁俊晖淘汰,但他已经成功了。
当周跃龙站在克鲁斯堡剧院门口,或许会想起父亲带他去肖家河打台球的那个遥远的下午。即使已经世界排名第32位,但在绝大多数国人看来,他依然是无名小辈。周跃龙无法抱怨命运的不公,当他与丁俊晖大战英伦之时,万里之外的四川省内江市,一处光线有些昏暗,位于地下的台球室内,比他大一岁的同门师兄姚鹏程,正一个人孤独地重复着枯燥的训练,周跃龙目前的成就,已经是他苦苦追求却又求之不得的。
从丁俊晖成名开始,“丁俊晖模式”刺激着一批又一批的家长让自己的小孩放弃学业,专心练球。十年时光匆匆而过,当初那批对台球之路充满梦想的“小丁俊晖”们,在付出沉重的代价——枯燥的生活、童年的缺失、朋友圈的狭窄,甚至父母婚姻的破裂之后,才终于明白,丁俊晖走过的那条道路,要走通实在太难。但他们大多数人仍在咬牙坚持,原因或许并非是对台球的热爱,而更多是无奈,因为“我从小就不读书打台球了,现在不打球,还能干什么呢?”
就像罗伯特·弗罗斯特在《没有走的路》开篇所说的那样:“我选择了另外一条路,人少路荒。从此人生全然两样。”
抉择
当周跃龙在克鲁斯堡剧院大战丁俊晖时,成都商报记者在内江市的一个台球房内见到了姚鹏程,这是一个位于大厦地下室的台球房,光线有些昏暗,要打球只能打开台球桌上的电灯。姚鹏程孤独地练习着,砰砰的台球碰击声在室内回荡。
姚鹏程
订下三年计划:如果三年内打不上职业比赛,就永远告别台球
相似经历
“有相似的经历,但至少到目前,人生全然两样”
2005年4月,丁俊晖战胜亨得利,成为斯诺克中国公开赛最年轻的冠军,一夜爆红,其父让其从小不读书专心打球的“丁俊晖模式”引起热议。2006年年底,35岁的成都人周昌健开始让儿子周跃龙半天学习半天练球;2007年4月,经媒体报道,周跃龙被称为“四川丁俊晖”;2008年7月,10岁的周跃龙正式退学,拜入著名台球教练伍文忠门下。
2009年3月,12岁的姚鹏程在堂姐的鼓励下,参加四川省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此时他已经是遂宁老家小有名气的“台球神童”,在台球爱好者父亲的培养下,他在当地罕逢敌手。首次参加比赛,就拿到了全省冠军,接下来还杀进全国青少年斯诺克锦标赛的八强。受丁俊晖成功的影响,2009年,姚鹏程的父亲让正在就读小学六年级的他放弃学业,专门训练台球。同年,他前往广州,拜在伍文忠教练门下,跟周跃龙成了师兄弟。
在“台球教父”伍文忠门下,周跃龙和姚鹏程一起经历了艰苦的磨练,每天8小时枯燥的训练。同样的努力和付出,但人生并不相同。2013年,周跃龙拿到世界业余锦标赛冠军,获得了前往英国成为职业球员的资格,并于2014年,在伍文忠的资助下前往英国谢菲尔德台球学院,与丁俊晖、梁文博等顶尖选手一起训练和比赛。而姚鹏程的最好成绩,是全国青少年亚军,如今虽然在四川省内小有名气,但距离取得职业球员资格,还有不小的距离。
不同命运
“单赛季奖金80950英镑不多,每月7000多元工资也不错”
今年是周跃龙职业生涯的第三年,全年19站排名赛,他参加了18站,其中15站比赛入围正赛,最好成绩是威尔士公开赛进入8强。年终最重头的世锦赛,他连胜3场,首次晋级正赛。赛季中,周跃龙也曾战胜吉米·怀特、麦吉尔和史蒂文斯等名将。整个赛季中,周跃龙总共打了43场比赛,赢了其中的25场,打出了9杆破百,单赛季奖金达到80950英镑,世界排名第32名,单赛季排名第24名。对于成绩和奖金,周跃龙并不太满意,“哈哈,奖金不算多,这个赛季基本打出了正常水平,但有些输掉的比赛还是很遗憾,可以创造更好的成绩。在与高手对决上,还有差距,需要继续加强训练,下个赛季我会继续努力的。”
当周跃龙在克鲁斯堡剧院大战丁俊晖时,成都商报记者在内江市的一个台球房内见到了姚鹏程,这是一个位于大厦地下室的台球房,光线有些昏暗,要打球只能打开台球桌上的电灯。上午球房内空空荡荡,只有角落里一张球台的灯亮着,姚鹏程孤独地练习着,砰砰的台球碰击声在室内回荡。尽管还没能打上职业比赛,但在省内小有名气的姚鹏程已经具备了谋生手段,他目前是这家台球房的教练,每天3~4个小时的训练时间自己安排,台球房提供免费的训练设施和食宿。不过他要做的事情并不多:只需要参加比赛时,在衣服上贴上球馆的标志,偶尔陪人打球教球,“球房每个月给我3000多元的固定工资,还有每年5万元的赞助费,算起来每个月7000多元,还是不错了。”
成为一些台球俱乐部的教练或“金字招牌”,这也是大多数像姚鹏程一样的台球运动员的“宿命”。四川省台协副秘书长唐旭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由于台球是非奥项目,并不受重视,因此国内台球比赛的奖金都很低,球员们要想继续打球,如果家里不够富裕,都只能依靠社会力量的资助。“在圈里,认‘干爹’现象比较普遍,有些热爱台球的老板,会认一些有潜质的球员当‘干儿子’,并资助他们。比如省内一名优秀年轻球员,目前在北京的世界斯诺克学院练球,就是有老板在资助他。”
共同隐痛
“枯燥的生活,童年的缺失,狭窄的朋友圈”
尽管目前人生境遇各不相同,但周跃龙和姚鹏程都有着同样的隐痛。
周跃龙显得有些内向,与人打交道的能力并不算强,他认为这跟自己过去很多年的经历不无关系。“每天我都是在练球,和别人沟通的时间很少。”面对记者的提问,周跃龙的回答很多时候都是很简短的“有”或者“没有”,你如果等着他接下来的阐述,那一定会失望,因为接下来的,往往是长久的沉默。在他的身上,你很难看到这个年龄段青年普遍具有的浮躁,但也可以解释为活力。在周跃龙的脸上,始终带着一种冷静的表情,他语速很慢,似乎每说一句话都要经过深思熟虑。当然,对于一名斯诺克运动员来说,这或许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特质。但必须要考虑到的是,他只是一个19岁的年轻人。
很多年前,记者在当时位于肖家河的南方台球俱乐部见到周跃龙时,年仅9岁的他比斯诺克球台高不了多少,在父亲周昌健的监督下,他不断重复着击球、捡球、摆球这些无比枯燥的动作,小孩的天性容易分神,但每当他注意力不够集中,或者与旁人聊天时,都会换来父亲严厉的呵斥。父亲和蔼的一面,往往出现在儿子打了一局好球,或者连续几杆精彩的表现之后,周昌健会奖励给周跃龙1元5毛钱,让他去楼下买一根雪糕,而此时,周跃龙才会欢呼雀跃,表现出儿童活泼的一面。“如果8~12岁算童年,12~16岁算少年的话,我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回忆,除去台球之外,剩下真的不多。现在想起来,吃着父亲奖励给我的雪糕,或许是我最快乐的时光了。”多年以后,周跃龙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脸上都会忍不住露出微笑。周跃龙曾如此向成都商报记者描述他在广州练球的生活:每天早上起床,跑步,训练,吃饭,训练,吃饭,周而往复,不多的娱乐生活,是晚上在房间里看会儿电视。这样单调而枯燥的生活,也确实很难留下太多回忆。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姚鹏程的身上,他比周跃龙离开校园稍晚,除了师兄弟外,几乎很少与同龄人接触。后来回了四川,与师兄弟们的联系也少了,如今在内江打球,几乎没有朋友,更别说20岁这个年纪应该有的美好情感了。“每天打完球吃完饭之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基本上都不出门,窝在家里看电视。台球带给我的负面真的不少,尤其是丧失了很多童年乐趣,我有时候也很羡慕在校园里的那些同龄人。”
等待机会
“这条路布满荆棘,但只能埋头而行,因为没有其他路可走”
在追随丁俊晖的道路上,这群年轻人都有过悔恨,有过放弃的念头。姚鹏程说,那是因为艰辛,因为枯燥,但更多是因为看不到未来的希望,“我们练球的基本都有这种想法”。但他们大多都在咬牙坚持着,即使有过短暂的放弃,也很快回到这条道路上,而原因,似乎并不能完全用“热爱台球”来解释。
“如果当年没有选择这条路,可能我就跟家乡大多数家庭条件一般念书又不行的孩子一样,找一份刚刚能糊口的工作,比如开出租车,每日穿梭在成都的大街小巷,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可以去英国。”2008年,10岁的周跃龙被父亲带着,来到了伍文忠在广州的球馆,从此开始了在异乡的漂泊。周跃龙迷茫过,愤恨过,且不止一次想放弃,“有时想打好却又打不好,每天都是不停地练啊练,又没啥成绩,更看不到未来,就想着回成都去算了。”好在周跃龙的自我调节能力比较强,总是能很快地修正自己的想法,用他的说法,就是“对台球的热爱战胜了放弃的念头”。随着年龄和球技的增长,尤其是如今已经取得一些成绩,这也给予了他强大的信心,让他相信自己当年弃学的选择是正确的。在采访中,尽管不时流露出遗憾和担忧,但周跃龙始终强调一点:“我从不后悔,有得到就肯定有失去,如果不退学,那球肯定打不好。”
而姚鹏程在前年底,一度有三个月放弃打球,“觉得自己球打得越来越臭,很烦躁,就停了三个月,感觉对未来看不到希望。”但三个月后,他又重新拿起球杆,这其中,有亲朋好友的规劝,但也有自己的无奈,“想了一下之后,还是觉得应该继续打球,因为除了打球,其他的我也不会啊。”姚鹏程始终认为,自己并不比谁差,只是欠缺了一个机会,于是他给自己订下了一个“三年计划”:如果三年内打不上职业比赛,就永远告别台球。如今,他就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有可能打好了一次就能进,那样什么都会有的。”(记者何鹏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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