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我想活着时 听到日本的道歉”

　　2017年1月18日，两位小朋友在“周三示威”活动现场，手持“韩日废除协定！”“奶奶加油！”的标语牌。

　　“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老人。
　　

　　“慰安妇”受害者金顺德的画作《被抓走的那一天》。
　　

　　受害者李玉善老人

　　“日本是要等受害者一一死去吗？”

　　“我想在活着时听到日本的一声道歉，可是我等得太久了。”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市退村面元堂里的“分享之家”，91岁高龄的“慰安妇”受害者李玉善老人无奈地对记者说。

　　1942年的7月29日，当时年仅16岁的少女李玉善，不知道什么是战争，却牢牢记住了这一天。“大白天的，一条很宽的大路，前面很堵，一群男人满大街地抓人。两位身着便衣的男人看到我，一人抓着我一条胳膊，架起就走，把我扔上了一辆卡车……”

　　那个夜晚，很黑、很长。“我哭着哀求他们放我回家，却被堵上嘴。胸前衣服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泪水还是鼻涕。”李玉善奶奶依然清晰记得，“上了火车，五六名年龄相仿的女孩挤在一起，被送去了中国吉林省延边州。”

　　日本军给每个女孩都起了日本名字，她们每天要被迫“接待”40至50名日本军人。“那不是慰安所，简直是杀人场”。李玉善的牙齿被打掉很多颗，由于长期被施暴，她的听觉出现障碍。日军为了预防性病，给她注射了水银，导致她终身无法生育。

　　“我疯了似的想回家，可是被烙上‘丑陋’的烙印，没脸回。”2000年，“分享之家”所长安信权来到延边，问李玉善要不要回国，她先是拒绝，后来终于答应。当年6月，李玉善回到韩国，可是，“父母不在了，家人也大多不在了，只有两个弟弟还活着……想见的再也见不到了”，悠长的岁月，尘封了她对亲人的思念。

　　此后，李玉善勇敢地站出来，在韩国、美国、日本等地讲述自己的亲身遭遇，为“慰安妇”的存在作证。

　　因为心脏问题，李玉善曾收到过“死亡通知”，主治医生让她做手术，她却说，“已经是老人，做不做手术都会死，没必要”。她每天都要服用大量药物，她的背佝偻得厉害，采访时，她只能倚靠在床边，布满老茧的手和本报记者的手紧紧握着，抖个不停。

　　目前，生活在“分享之家”的“慰安妇”受害者老人不足10人，她们或年老或身患疾病，有几位只能躺在床上挨日子。

　　这一年多来，李玉善老得厉害。“看到那些没能等到日本道歉就离世的人，实在惋惜。如果能听到一句道歉再走，心里会好受些。可是，我好像也等不到日本的道歉了。”尽管再疼再累，她也坚持吃饭，“哪怕多吃一口饭、多喝一勺汤，也要活下去”。

　　“日本当年做过那么多肮脏的丑事，如今为什么还要错上加错！留给日本解决问题的时间已经不多，日本是要等着这些受害者一一死去吗？”李玉善奶奶愤慨道，“停止歪曲历史事实，为战争中强征‘慰安妇’的罪行谢罪，在教科书中记录真相，难道不应该吗？日本应该正式道歉，恢复我们的名誉！”

　　受害者金福童老人

　　“‘证据’还活生生地活着呢！”

　　每周三，一位头发花白、戴棕框眼镜的老奶奶时常会出现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参加一场示威活动。她是“慰安妇”受害者金福童老人，今年92岁。

　　“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只有当事人说自己没做过，像话吗？”金福童老人对本报记者愤恨地说，日本政府不仅没有对从军“慰安妇”真诚道歉，还声称没有日本强征“慰安妇”的证据。“‘证据’还活生生地活着呢！”

　　1992年的一天，金福童从电视上看到一则新闻：有相关（从军“慰安妇”）经历的人，请来电联系。说还是不说呢？她犹豫了很久，“那些经历，怎么开得了口？”

　　15岁那年，金福童被骗“去日本工厂做工”，之后，随日本军队辗转于中国广东、香港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再回家时，家人说她已经22岁了。“独自一人发愁，只有自己的内心被灼烧。”金福童老人说。“慰安妇”经历让她离不开药，也无法生儿育女。

　　想了许久，她终于拨出了电话。此后，为了让更多人知道二战期间日本军“慰安妇”问题的真相，恢复“慰安妇”受害者的名誉，金福童老人四处奔走。

　　金福童还记得，61岁那一年，她第一次参加集会。坐大巴从釜山到首尔，单程5小时以上，集会举行得很艰难。“是真相的力量让我们坚持下来。”金福童说。

　　如今，最早参与到“周三示威”的“慰安妇”受害者中，只有金福童仍在世。很多受害者的身体状况不好，已难再出来参加活动。“像我这样身体还算硬朗的几个人，就要抗争到底。”老人的左眼完全失明，右眼视力微弱，不能再经受大的刺激。

　　1993年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世界人权大会上，金福童以自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了战争中日本军对女性犯下的暴行。当年世界人权大会发布的决议中，就提及了“慰安妇”问题。

　　2015年12月底，韩日政府就“慰安妇”问题达成相关协议，日本政府兑现所谓承诺，向韩国主导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出资10亿日元（约合977万美元），同时不断要求韩方撤除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的少女像。

　　“把钱还回去！用钱来解决‘慰安妇’问题，当这一问题并不存在，这根本不是我们需要的！”金福童认为，这份未经受害者同意的协议是无效的。

　　金福童说，为了找回当年的笑容、梦想和名誉，她奋斗至今，就是为了“让年轻人明明白白地知道我们所经历的牺牲，让历史不再重演”。

　　“‘我们做过，我们错了，请原谅我们’，这样堂堂正正地说一句道歉，怎么就那么难？”老人说，只要还活着，就一定坚持，“我要等到日本道歉、认错的那一天”。

　　援助团体常任代表尹美香

　　长达1/4个世纪的“呐喊”

　　1992年1月8日，时任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问韩国，为抗议日本政府否认军队强征“慰安妇”的罪行，韩国市民团体举行了集会。此后，每个周三，集会都如期举行，“慰安妇”受害者也加入了集会。100次、500次、1000次，25年过去了……

　　“从未想过会坚持这么久。也没想到这么久了，‘慰安妇’问题还没解决。”韩国慰安妇受害者援助团体“挺身队问题对策协议会”（以下简称“挺对协”）常任代表尹美香告诉本报记者，“挺对协”为解决日本从军“慰安妇”问题组织的定期周三示威，她几乎从未缺席。1992年初，20多岁的尹美香就加入了“挺对协”。

　　1990年6月，日本社会党议员本冈昭次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慰安妇”问题进行质询，要求政府承担责任、展开调查。而日本劳动省职业安定局局长清水伝雄对此表示抗拒，并称“慰安妇”是由民间业主从事的活动，与军队和国家没有关系。

　　在此背景下，韩国37个女性团体于1990年11月成立了“挺对协”。1991年8月14日，金学顺奶奶找到“挺对协”办公室，以亲身经历最早指认日军令人发指的暴行。之后，更多“慰安妇”受害者开始发声。

　　尹美香的主要工作是接受“慰安妇”受害者的申诉、收集资料，再交由研究人员整理证词。电话那头的纠结、哭泣，见面时对方的犹豫、痛苦，让尹美香刻骨铭心。

　　还记得，金顺德奶奶来到办公室时，只说自己在工厂做工，尹美香只好说她们不受理强征劳工的案例。老人走后又折回来，坦言自己被所谓“日本工厂”招工欺骗，成了“慰安妇”……如今，金顺德奶奶已故去，只留下了《没有绽放的花》《被抓走的那一天》等画作。

　　“周三示威”为什么能坚持25年？

　　尹美香告诉本报记者，一是因为“慰安妇”受害者们从未言弃。已故的姜德京奶奶当年在被查出肺癌晚期后，一到周三，仍坚持要到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参加集会。到了现场，她站不住，只能坐在那里，“呼呼……”喘着粗气，表情痛苦异常，集会结束后再立刻返回医院。姜德京奶奶曾说：“如果我因为痛，就这么倒下了，日本就以为我会放弃，所以我一定要去。”

　　二是因为韩国社会为受害者发出的“呐喊”声越来越大。越来越多人要求日本政府承认强征“慰安妇”的罪行、真诚道歉并进行法律赔偿。韩国社会不再冷嘲热讽，而是逐渐“承认”她们的存在，“我们以你们为傲”“你们坚持活下来就是我们的历史老师”。

　　“把奶奶们的经历记录下来，让更多人知晓。即使她们含恨离去，也要守护她们的人权，恢复她们的名誉。”尹美香说，问题一天不解决，她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韩国艺术家金运成、金曙炅

　　一把“空椅子”，传递多少情

　　2011年1月的一个周三，经首尔光化门广场向着仁寺洞方向，韩国艺术家金运成在急匆匆地赶路，途经日本驻韩国大使馆前，一群人正在集会，几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前排。

　　“从金学顺奶奶站到公众面前至今，20年了，问题仍没解决，奶奶们还在抗争，我们要为记录这段残忍的历史做点什么。”金运成夫人金曙炅说。

　　设计、打底、贴泥、塑形、铸造，再到搬运、设立，夫妻俩忙活起来。2011年12月14日，第1000次“周三示威”举行的那天，第一座“慰安妇”和平少女像屹立在日本驻韩国大使馆门前。身形娇小的“少女”身着韩国传统服装赤古里，参差的短发、紧握的双拳、赤足点地……身下，碎石铺设出奶奶的身影，上面嵌着一只蝴蝶象征着“重生”。

　　对从韩国中央大学雕塑专业毕业的这对伉俪来说，“如此痛苦的创作还是头一遭”。金曙炅告诉本报记者，第一次贴泥做胚子，就用了3个月时间，她一边琢磨雕塑细节，一边想象着少女们受害的经历，创作过程中，那种死亡一般的恐怖经常突然袭来，让她忍不住哭泣。

　　此后，源自这对夫妇之手的6种形态的50余座少女像，走遍韩国的釜山、光州、大邱、济州等城市，也走进了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中国、德国。

　　从最早设计石碑起，日本政府就开始通过舆论等对这对夫妇施压。“日本的干涉反倒对艺术家的感情是一种刺激”，少女像最初的设计稿中，少女的双手轻轻叠在一起，以呈现少女被强征前的青涩与纯真。如今，为表现少女勇敢站出来作证、抗争战争加害者的决心，少女像的双手紧紧攥成两个拳头。

　　尽管压力重重，金运成夫妇仍动力十足。他们不断接到韩国民众打来的电话，希望再设立新的少女像。冬天，民众自发用厚厚的帽子、围脖、手套等把少女像裹得严严实实；雨天，雕像又会被披上雨衣，打上雨伞遮护……金运成夫妇说，作为艺术家，看到作品被挡住，虽有点惋惜，但这种“社会美术”，承载的正是韩国民众对受害者们满满的爱和鼓励。

　　《鬼乡》导演赵正来

　　“她们饱经痛苦，却散发着清澈香气！”

　　“谨以此片献给饱经泥泞不堪时代的痛苦，却散发着清澈香气、如莲花般安静盛开的‘慰安妇’受害者奶奶们。”2016年2月，一部描述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少女被强征为日军“慰安妇”悲剧的电影《鬼乡》在韩国上映，截至当年年底，该片在韩国及海外放映多达近10万场。

　　30万日元、941美元、1150欧元……2017年2月21日，韩国导演赵正来和电影《鬼乡》剧组来到韩国京畿道广州市退村面元堂，把这笔钱捐给“分享之家”。赵正来告诉奶奶们，“这是《鬼乡》在海外巡演时，海外韩国侨胞和当地观众自发的募款”，全世界有很多人在关心着她们。

　　赵正来告诉本报记者，2002年，他在“分享之家”被一幅名为《被焚烧的少女们》的画深深打动。画面中，日本军将身着韩服的女子运往火坑，活活烧死。这幅画作描绘的是一段真实历史：当年，日军以治病为“由”，将身体有病或已经没有用处的“慰安妇”带离慰安所杀害。此画的作者姜日出奶奶幸运地逃出来了。

　　此后，赵正来每月都会来和奶奶们聊天。“了解得越多，越是触目惊心”，看到她们的证言集，一种想法也在赵正来的心中萌芽：要让奶奶们的故事流传下去……

　　最终，75270名网友募集了12亿韩元（约合700万元人民币），《鬼乡》终于完成拍摄。80后的卢泳完不仅和湖西大学戏剧专业的同学们编排了戏剧《鬼乡》，还把演出收益全部捐给《鬼乡》电影摄制组。卢泳完说：“我们年轻人能做的，就是利用我们所学，以文化形式来记录、描述历史。”

　　《鬼乡》走进了10个国家的61座城市，其中在日本的横滨、大阪、东京等城市放映了17场。“‘对不起’，请务必把这句致歉传达给受害者”“我一定要去韩国亲自探望受害者老人”……赵正来说，不少日本民众观影后，找到他或其他工作人员道歉。不少观众第一次看到这些真相，泪流不止。

　　继《鬼乡》之后，2017年，电影《雪路》和纪录片《谢罪》等陆续登上了韩国荧幕。赵正来说，拍摄这类作品，不是为了呼吁更多人仇恨日本，而是要让历史不被掩盖，悲剧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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