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不能和沙尘暴告别？ 媒体：自然现象不可治愈

5月4日，北京遭遇沙尘天气，一名行人在街头骑行。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告别5月，很多人还对离去的春天有点不舍，但北方沙区的很多百姓舒了口气：沙尘最猛的季节过去了。

　　5月初，一次近年来少见的强沙尘天气过程，影响了北方大部分地区。强沙尘天气为何突然袭来，未来又会是什么样的趋势，我国防沙治沙的形势究竟如何？带着这些问题，记者请多位专家“会诊”沙尘天。

　　不少人感觉今年北方沙尘天气较严重，但实际上弱于近16年来同期

　　“5月3日—7日的沙尘暴过程确实是今年最强、影响范围最大的一次沙尘过程。不过，据卫星及地面监测综合分析，今年沙尘暴强度弱于2016年及近16年同期，属沙尘天气强度偏弱年份。”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教授级高工孙涛说。

　　国家气候中心正研级高级工程师高歌用详细数据解释了“偏弱”。她说，今年以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其中7次为扬沙，1次为沙尘暴天气过程。春季(3—5月)共出现6次沙尘天气，比常年(1981—2010年)同期水平偏少11次，比新世纪以来(2000—2016年)同期平均水平偏少5.4次。今年出现了一次沙尘暴，这是2000年以来同期最少的，并且没有出现强沙尘暴天气过程。同时，今年春季我国北方地区平均沙尘日数为1.9天，比常年(1981—2010年)平均值偏少3.2天，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少。“总体来讲，呈现沙尘日数少、过程短、强度偏弱的特点。”

　　如果不是细心的网友找出了近15年北京沙尘暴的图集，对很多人来说，10多年前漫天黄沙的情形已经尘封于记忆。曾任职中日友好环境保护中心沙尘暴研究组的狄一安，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中写道：“2002年3月20日，一股来自内蒙古中部的强沙尘暴上午9：30从北京的北部进入市区，那天，北京的PM10值曾经达到7000多微克每立方米，总悬浮颗粒物达到一万多，这些值，都是我亲手测的。”

　　既然历史记忆及数据分析都得出今年沙尘较弱的结论，为啥大家的感觉却很糟糕？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副主任张恒德说，5月初起沙尘那天，实际上是大量浮尘通过高空输送“掉”到北京地面了。环保专家认为，在沙尘较强的本世纪初，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大多没有公开，因为并不知晓历史数据，现在大家看到PM10浓度1000微克/立方米以上的数值，确实可能被“吓了一跳”。在沙尘暴观测站，经常观测到PM10浓度超过2000微克/立方米。

　　“每年春末(4至5月)是我国沙尘暴的多发期，但具体在哪个地方会发生沙尘天气，这有一定的偶然性。因此北京今年出现较大的扬尘天气并不奇怪。”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张克斌表示。

　　气候变化为防沙治沙提供良机，沙尘暴作为自然现象不可“治愈”

　　近几十年来，沙尘天气少了，究竟是什么因素在起作用？谈及沙尘天气减少的原因，专家们无一例外地说到了气候变化的影响。

　　“全球气候变化导致我国北方风力减小，局部地区降水增加，这是近年来沙尘天气减少的根本原因。”中国科学院沙漠与沙漠化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董治宝说，风力减小使得起沙动力减弱、沙尘传输距离变短，降水增加对植被生长更为有利，盖度增加减少了沙源。

　　“有研究表明，气候变化特别是降水变化，在大范围控制着荒漠化的扩展与逆转过程。”高歌说，在全球变暖背景下，结合降水变化趋势的影响，荒漠化进程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气候暖干化对自然荒漠化进程具有促进作用，明显变湿润的区域，荒漠化进程则会出现减缓或逆转。近几十年来，我国东北地区、华北及西北东部等地有不同程度的暖干化趋势，西北中西部则呈现变暖、略变湿的趋势。

　　孙涛表示，大风、丰富的沙尘物质、不稳定的空气状态是沙尘暴形成的三个基本条件，其中大风是发生沙尘暴的必要条件。据有关统计研究，我国北方地区春季沙尘暴日数与同期大风日数、风速都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即随着大风日数的减少、风速的下降，沙尘暴日数也明显减少。

　　沙尘天气发生次数的减少，让不少百姓对根治沙尘暴燃起了希望。对此，中国林科院荒漠化所所长卢琦认为，人类不可能消灭沙漠，也就无法消灭沙尘暴，这是应有的基本认识。我国目前仍有200多万公顷无法治理的沙化土地，加上蒙古和中亚5国的300多万公顷，我国及周边共有500多万公顷的沙漠或沙化土地，这导致沙尘暴无法彻底消除。虽然我国沙尘暴发生的总体趋势是减少，但也不排除有些年份会出现较大沙尘暴的可能。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沙漠研究中心主任邹学勇也表示，从数据来看，气候变化背景下，极端天气事件发生的概率大幅提高。在一些干旱、半干旱地区，出现极端干旱情况的概率也在上升，因此较强的沙尘天气还有可能发生。国家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刘柳绿提醒说，我们现在看到气候变化中有利的一面，但如果遇到气候暖干化情况，降水少、蒸发大，将导致水资源进一步匮乏，防沙治沙将面临巨大的挑战。

　　自然修复与人工防治须并重，治沙与治穷要统筹

　　张克斌、孙涛等专家认为，大型生态工程为减少、减轻沙尘暴做出了巨大贡献。

　　孙涛以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为例进行了分析。他说，这一工程一期完成营造林面积753万公顷，草地治理933万公顷，小流域综合治理154万公顷，节水灌溉和水源工程21万处，生态移民18万人。据第五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与工程实施前相比，工程区沙化土地减少28万公顷，沙地上新增林草面积189万公顷，森林覆盖率增加了12个百分点。

　　“沙尘形成的决定因素是天气系统过程，这是人类无法控制的。”董治宝认为，相较于大范围的人工工程，好的生态政策对沙区情况改善的作用要更大。“退耕还林、退耕还草等政策的实施，禁牧区的划定，以及沙区产业结构调整，使得沙区土地被扰动程度有效下降，从多年的研究情况看，自然修复的效果令人满意，也是人工措施不可比拟的。”

　　董治宝说，即便如此，防治工程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同样不能忽视。他呼吁，要抓住气候变化带来的有利时机，加大生态产业政策的扶持力度，从大生态的视角更好地统筹考虑，以自然修复为主，兼顾人工防治。

　　沙漠化与贫困往往密不可分。贫困带来更多向沙化土地的索取，从而导致沙化更为严重，形成恶性循环。因此，脱贫与沙漠化防治紧密相连。目前，虽然一些地方的沙漠经济开展得风生水起，但整体而言，要让治沙与治穷同步、双赢，还有不少困难。

　　“风沙治理和产业的发展协同是比较难的事，总的来讲，这几年沙区老百姓的生活质量和经济收入提高很明显，但如果跟发达地区比还差很多。”邹学勇说，水资源短缺是治沙和产业发展最大的矛盾，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加强技术积累和技术创新。董治宝强调，在药材种植、旅游以及农业方面，一些地方已经尝试了新的节水技术，并在实践中不断提升技术水平。要让这些技术惠及更多地方，政府投入得跟上。

　　卢琦表示，只有将防沙治沙与发展产业挂钩，才能实现沙区的自我造血，让防治具有可持续性。“目前，我国正在往这个大方向走，虽然存在产业较小、稳定性不够等问题，但这种思路和做法是对的。”卢琦说，“生态治理产业化，产业发展生态化”，它们就像一对连体婴儿，缺了谁都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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