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年轻法官较真识破亿元虚假诉讼

　　一起民间借贷纠纷，涉案金额1.2亿余元。原告提供了借款合同、向被告银行卡转账的流水，而被告却不知所踪，所办企业大门紧闭，法官到被告身份证上的住址调查，一无所获。一场缺席审判似乎已无法避免。

　　去年10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四庭法官沈莉菁接手这起案件。本可以走公告程序，轻松办结此案的她没走寻常路，而是穷尽调查手段，想方设法联系上被告，仔细核查涉案资金流向，最终发现这竟是一起涉嫌虚假诉讼案。

　　近日，沈莉菁向《法制日报》记者回忆起这起案件时感叹道：“司法责任制改革，法官的权力大了，责任也重了，办案必须更加慎重，确保案件质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是对当事人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

　　案情是这样的：王某诉称，徐某夫妇因资金周转需要三次向其借款，根据借款合同，其分别向对方转账8680万元、2000万元和1500万元，共计1.2亿余元。利息按人民银行公布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四倍计算。但被告仅归还1616万余元利息后，便不再归还本息。

　　苏州中院受理该案后，向被告身份证上的住址邮寄了诉讼副本和开庭传票，但被退回。询问原告，原告说联系不上被告。为此，沈莉菁特地赶到被告住址所在地，走访了周边相邻单位，被告知“徐某夫妇欠了一屁股债跑掉了”；夫妇俩开的企业也是大门紧闭。

　　“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按照法律程序直接公告送达，缺席审判。因为法院是中立的，法官不可能像公安机关破案那样去寻找线索。”沈莉菁说，要放在司法责任制改革前，她很可能直接向合议庭建议公告送达，合议庭一看找不到人，同意的概率会很大，被告如果未应诉，将面临败诉的局面。

　　这么做，不能说沈莉菁错了，她已经履行了相关职责，不存在渎职或违纪行为。而被告一旦败诉，执行程序随即启动；虽然被告可以申诉，但审判监督程序并不影响执行，即便能够执行回转，被告也将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成本极高。

　　如今，司法责任制改革正在深入推进，苏州法院全面落实“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作为苏州法院系统最年轻的一批入额法官，沈莉菁坦言，这让她有压力也有动力在法律框架下穷尽办法，做到审慎审查。

　　沈莉菁通过查询关联案件发现，徐某夫妇所办的企业在苏州法院曾有过诉讼，是以调解结案的。她找到该案承办法官，联系到当时徐某的代理律师，拿到徐某的联系方式。徐某一听说这事，便一个劲儿地感谢法官，直言如果败诉对自己影响太大了。最终，徐某的代理律师出庭应诉。

　　徐某的代理律师提出，1.2亿余元的转账流水，是原告拿了徐某夫妇的银行卡造假造出来的。但徐某一方拿不出任何造假的证据，因此申请法院调查取证。

　　此案转账流水涉及多家银行，沈莉菁一家一家的跑，核实发现，其中8680万元、1500万元两笔钱存在循环转账的问题。

　　沈莉菁以8680万元那笔钱举例说，在同一天，案外人A分7笔向原告转账8680万元，原告每收到一笔钱后，立即向被告账户转账；之后，被告账户连续消费14笔钱共计8680万元，每笔钱消费后1分多钟，案外人A账户就有相同数额的钱转入，14笔钱共计8680万元。

　　沈莉菁说：“这足以证明原告对8680万元并未实际出资，被告并未实际收到8680万元的借款。”后来，原告考虑到本案的诉讼风险及大额诉讼费，以书面形式向法院申诉撤回了起诉。

　　据了解，苏州中院民四庭负责审理民间借贷、劳动争议等类型案件。近年来，苏州民间借贷纠纷多发，有以个人名义借款也有企业相互担保的情况，其中掺杂的虚假诉讼手段不断升级，从原来的单循环转账变为交叉循环转账，还有汇票交付等形式，对法官办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一定要把每一起案件办好。资深法官用100%的努力办案，年轻法官就要用200%的努力办案。”沈莉菁说，这既是落实司法责任制改革带来的必然压力，也是苏州两级法院员额法官的职责担当。在推进司法体制改革过程中，苏州让更多年轻法官走向审判一线，大家都盯着看年轻员额法官到底行不行，“我们得用实际行动证明，我们行！”

　　制图／孟绍群 　

　　放权同时强化监督科学考评促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法官办案更认真负责了

　　□　亲历者说

　　本报记者 　周斌

　　一个年轻人到医院看感冒，几天后死于病毒性心肌炎。医学会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一审法院判定医院无责。二审时，承办法官组织医学专家会诊，认为年轻人当时提出有些胸闷，医院未作进一步检查，与其死亡存在间接因果关系，改判医院担责20%。该案入选江苏法院公报案例。

　　该案承办人、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审判长黄文杰近日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如果不是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医学会已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自己很难有改判此案的动力。

　　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苏州法院全面深化司法责任制改革，在去年出台11份细化落实司法责任制文件的基础上，今年上半年成立法官考评委员会，出台绩效考核试点办法，将更多优秀法官推向审判一线，放权的同时压实责任、强化监督、科学考评，推动审判质效稳步提升。

　　江苏德策律师事务所律师陈东鸣深有感触地说：“改革后，法官办案明显更加认真负责了。以前，有的二审案件，法官开庭时明显感觉是在走过场；现在，法官开庭前都会认真听取代理律师的意见，准备充足，庭上也不会轻易打断律师发言了。”

　　不久前，陈东鸣代理的一起借款纠纷案上诉至苏州中院，承办法官认真负责的态度让他印象深刻，他向法院申请调查令也获批准。虽然最终判决并没有完全支持他所代理的那方，但司法公正，他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据了解，苏州两级法院明确，除经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案件外，裁判文书均由独任法官或合议庭审判长签发。

　　“签发意味着定案，以前那么多年，都是法官拿个意见，最终由庭长乃至院领导拍板签发。”黄文杰说，如今，他有权签发自己办理的案件，同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这让他感到沉甸甸的责任。

　　黄文杰干了20多年法官，直到2015年10月才第一次对自己办理的案件“做了回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一起道路交通案件，案情并不复杂，办起来轻车熟路，但最后签发裁判文书时，他又核对了好几遍，生怕出错。

　　资深法官尚且如此，年轻法官更是如履薄冰。

　　苏州中院刑一庭年轻法官李秀康说：“改革后，案件没有了院庭长的二次把关，对于疑难复杂案件，法官特别是年轻法官有些信心不足。还好有法官会议为我们提供智力支持。”

　　前段时间，李秀康所在的合议庭将一起三角恋纠纷引发的刑案提交刑一庭法官会议讨论。

　　该案中，周某纠集他人找李某算账，李某逃离现场后又被女友叫回，返回前拿了个敲碎瓶底的啤酒瓶。周某等人先动手殴打李某，李某用碎啤酒瓶捅刺了周某胸口一下，导致周某救治无效死亡。

　　李某的行为属于防卫过当还是故意伤害？李秀康拿出笔记本回忆说，当时法官会议讨论非常激烈，除合议庭成员外，5名法官认为是故意伤害，两名法官坚持为防卫过当，院庭长也以法官身份在会上提供了咨询意见。他原本也认为是防卫过当，但一名资深法官的发言“点醒”了他，让他转变了立场。最终，合议庭再次评议，以2:1的决定意见认定本案为故意伤害。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维持了原判。

　　目前，苏州全市法院均建立了法官会议制度，作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的咨询机构。

　　司法责任制改革给法官放权，让院庭长逐步从审批案件等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在苏州，越来越多的院庭长回归法官角色，一线办案成为常态，去年全市法院院庭长参与办案超过8万件。

　　苏州工业园区人民法院副院长陈建峰今年以来已承办重大疑难复杂案件31件、担任审判长办案97件，而改革前，他每年办案不过10件，其中还有一些简易程序案件。

　　听说办案的陈法官是副院长，当事人丁欢吃了一惊，她没想到一个房屋买卖纠纷会让副院长亲自出马。这是一起房屋涨价后卖方反悔的案件，工业园区法院受理该案后，通过随机分案，由陈建峰作为独任法官承办。

　　考虑到费用太高，丁欢没有聘请律师，看到对方请了两个律师，丁欢一时颇为担心。但在法官释明法律的指引下，她一步步主张权利，经过三次开庭，最终胜诉。

　　“副院长办案经验丰富，更加专业，我坚信案子能够得到公正审判。”丁欢说，很多人关注她这个案子的审理进展，认为该案的办理弘扬了社会正能量。

　　放权不放任。苏州中院审管办主任赵海生说，苏州中院通过强化案件质量监督评查、深化司法公开、实施案件廉政回访制度等，对法官的审判权进行必要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案件质量。

　　法官精英化是改革正确方向

　　□　专家点评

　　张永泉(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我在美国做访问学者的时候，旁听了很多案件，与不少当事人进行了沟通。我发现，在美国，一个案件败诉了，当事人往往不是质疑司法不公，而是反思自己律师没找好、证据没保存好；一个案件三四年没下判，当事人往往不是抱怨诉累，而是觉得法官重视此案，认真办案。

　　美国人很少怀疑法官，是因为他们认同法官这个群体，认同法官是一个精英化的群体。我们现在员额制的改革方向，就是法官精英化，让有能力有水平的人进入法官队伍，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我参加了苏州法院员额制法官的初选工作，苏州法院坚持唯才是举的原则，在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确定的标准和条件下，我们不仅严格审查了候选人的档案、业绩、裁判文书等材料，进行了面试，还将每一名候选人的开庭视频调取出来，检验其庭审驾驭能力，不记名打分，确保将苏州法院系统内最优秀的人才推选出来。

　　今后，还需要通过深化司法体制改革，进一步加强对员额法官的保障，包括物质、政治地位、履职等方面，不仅要留得住法院系统内的优秀人才，也要有足够的吸引力吸引社会上的优秀法律人才到法院任职。法官精英化，司法公信力自然就提升了。

　　本报记者 周斌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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