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结婚假离婚买房”也是政策之殃

背景：记者近日以“准备在廊坊燕郊购房但户籍不符合限购政策要求”的名义，和一名房产中介人员联系，对方说，可以通过与有燕郊本地户口的人办假结婚，从而符合限购要求。而在北京，一次“假离婚”买房，单是利息的差距就相当于一个平均工资水平的职工“不吃不喝干10年”。

中国青年报发表毛建国的观点：为了物质利益而无视婚姻的神圣，自然不可取。但正所谓“触及利益比触及灵魂还要难”，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利益剥离入手，让“假离婚”无利可图。这就涉及制度设计问题。不必讳言，正是由于制度存在漏洞，这才造就了“见利忘情”的可能。如果在制度设计与执行上，防范可能的后果，“假离婚”概率自然会大大降低。“假离婚”背后有“真问题”。具体指向两点，一是婚姻信仰问题，表现为利益诱惑面前，能不能恪守初心、敬畏婚姻；二是制度设计问题，表现为在制度设计时，能不能科学严谨、防患未然。在法治社会中，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为了获得一些额外利益而“假离婚”，是一种严重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行为，也是对婚姻关系的不尊重。而一项制度在实施前必须进行全面评估，防止造成可能的“副作用”。面对“办个假离婚，相当于增加10年收入”，更应该关注中国式“假离婚”背后的真问题。

小蒋随想：法律上没有假结婚与假离婚一说，只要到民政部门办理了正式手续，就要承担相关责任与结果。具体到房子，一旦结婚后买房，配偶就要占50%的房屋产权；一旦离婚，划到前夫或前妻名下的房产与财产，就与净身出户者无关。所以有人调侃，假结婚需要勇气，假离婚需要真爱。在真真假假的婚姻中，闹出了太多情感与经济纠纷，上述折腾不是吃饱撑的没事干，而与“适应符合”政策规定休戚相关。必须指出，虽然管理者出台以个人或家庭为单位的规定是单纯的，但在客观上确实导致结婚或离婚成为了获得某种利益、规避某些限制的手段。面对其中的道德与社会隐患，管理者需要思考规则可能隐含的趋向与后果，加以修正和堵漏，不能冷观隐患成为风险性门槛。

让残疾人自证“失能”的冰冷与扯淡

背景：广东梅州市的刘先生给儿子办理入学申请；却被要求提供派出所出具的本人无犯罪记录证明。派出所民警表示，公安机关不再出具此类证明，但碍于群众诉求，最终还是出具了。不过，民警在证明里附了一段话：“请问教育部门，小孩读书与其父母有无犯罪有关吗？难道小孩的父母有违法犯罪记录，就可以剥夺小孩读书权利吗？”

中国青年报发表于立生的观点：类似基层派出所就奇葩证明怒怼相关单位的案例，不绝如缕。国务院都在力推简政放权，多批次大量取消、下放行政审批事项，要求相关政府部门凡能通过事中、事后监管加以解决的事项，就概不设置事前审批。可是，像学校、银行、移动公司之类份属事业单位或企业的窗口服务单位，却还沿袭着旧时的二衙门习气，动不动就把自己当老爷，要求市民去派出所开具相关奇葩证明交自己确认审核，岂不令人大跌眼镜？为避免市民被“奇葩证明”折腾得“磨破嘴、跑短腿”，减少空耗社会运行成本的情况，实有必要由更高层面进行统筹，安排各窗口服务单位所属系统——譬如学校背后的教育系统，银行背后的金融系统，都对系统内或还存在的各种奇葩证明开具要求，来一次大清理。各系统除了强化工作人员服务意识和业务水平的培训，对于工作人员乱提开具奇葩证明要求的行为，也得设定罚则并严格执行。

小蒋随想：我最近也遇上了类似的事。作为残疾人的我，要申请一项与残疾人有关的服务，被残联要求去三级医院（我问具体去哪家，被告知“哪家都行，三乙也行”）开一个“失能证明”。残疾必然伴随着相关“失能”，这其实不证自明。而且，在此前申领残疾证时，我已经去指定的医院、找指定的医生做过有关鉴定。让持有残疾证的残疾人再去医院鉴定，岂不是重复鉴定、折腾人？虽然心有“不理解”，但不得不照办。我先去了附近一家三乙医院，对方说自己科室不全，没开过类似证明，无功而返。我又去了一家三甲医院，被告知可以开鉴定证明，但要残联先出具请医院对我做出鉴定的介绍信，还给出了介绍信的标准格式，要求盖残联的章。我把这情况又和残联“汇报”，目前仍在等残联的“研究决定”······办这件事，健全人尚且“跑断腿”，更别说坐轮椅的我。更让我失望的是，残联工作人员对有关规定同样“不清楚”，他们不断“请示”上级，给我的答复很模糊，医院又提出了医院的要求，各有各的规定与要求，让办事人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如果说证明“你妈是你妈”尚且有外人不知道你妈是谁的可能的话，让明摆着是残疾人的人反复证明自己残疾与失能，还设置了各种手续与门槛，是什么性质的问题？高层大力推进简政放权，顶层设计有了，但到了具体执行的基层环节，一些机制与规定性的障碍并未改变，甚至还在增加。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消磨掉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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