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199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在长汀县河田镇察看精制茶叶加工场。（资料图片）

　　政府职能转变

　　放胆、放权、放手、放活

　　“政府职能转变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推动企业改革和发展的关键环节。政府职能不转变，建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无从谈起。”

　　——2001年3月24日，习近平在福建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上的讲话

　　外经“一栋楼办公”

　　【背景】上世纪90年代初，针对外商投资的审批慢、审批难，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倡导下，福州实行投资项目审批“一栋楼办公”，各部门办事窗口集中于一栋楼，全部手续不用出楼即可办成，投资项目审批做到“马上就办”。从“一栋楼办公”推开，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还形成了现场办公解决企业问题的机制。

　　“就是这位韩国客商。”福州马尾区环保局局长许开东指着桌上的一张合影对记者讲述26年前的往事。

　　1991年的一天，这位韩国外商来到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说要来马尾办金刚石加工厂。接待他的正是许开东。那年，许开东毕业后的头一份工作，就是在马尾外商投资服务中心，为外商“代办”各项审批业务。

　　许开东说，设立外商投资服务中心，是当年马尾区为落实习近平提出的“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而推出的创新举措，而“代办制”，亦为全省首创。“仅仅两天，所有的审批许可、营业执照、海关登记……我们全部代理搞定。当时，外商感到很意外，这和他们来中国前听说的不太一样。这位韩国外商很感激，所以就有了这张合影。”

　　令外商意外的“快”，源自当时刚设立的福州外商投资管理服务中心，也就是采访过程中，不少老同志口中的“一栋楼”。

　　设立“一栋楼”的倡导者，便是习近平。

　　那时候，福州虽然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但由于“软环境”不配套，“硬件”的效益发挥不出来。“审批外资的环节多、手续繁、效率低是突出问题，帮外商跑审批，要到福州的好多部门盖一堆印，一套审批手续办下来，至少要一两周。”许开东说，外经“一栋楼”设立后，楼内集结了全市20多个政府部门和社会服务单位，实行联合办公，一个“窗口”对外、一支笔审批、一条龙服务，可以一口气办完外经批准证书、营业执照、税务登记、银行开户等一系列手续，再也不用满城跑了。

　　“‘马上就办’的提出，以及‘一栋楼’这项工作，都有着非常鲜明的时代特色。前者，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后者就是这一理念的重要抓手。”时任福州市副市长、分管外经“一栋楼”工作的龚雄介绍说，当时在福州，政府职能未能转变，体制机制还存在许多僵化的地方，有一个项目审批竟然要盖130多个公章。

　　“习近平还倡导将外经‘一栋楼’的工作机制从‘楼内’延伸到‘楼外’。针对外商投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通过集合各相关部门进行现场办公，当场拍板解决。”龚雄说。

　　尽管已经过去了20多年，但龚雄依旧对当时的一件事印象颇深。“1993年，一个重大台资项目落地福清市，建筑队正在施工，有栋楼施工完发现楼板有些开裂。当时台商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认为有安全隐患要求重建。”

　　那时候，各部门对此有分歧，有的部门认为“裂了无非就是做个修补，不碍事”。在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听了各方意见后，当场拍板：“重建！”“习书记认为，百年大计，不能疏忽，这又是重大项目，处理不好会影响外商在福建的投资信心。”龚雄说。

　　会议结束，形成纪要，迅速落实，台商的问题得以解决。如今，这家企业已成为当地的纳税大户。

　　提高办事效率，还需要简政放权。

　　在时任福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吴金俤眼中，习近平推动以简政放权为核心的审批制度改革可谓大刀阔斧。“那几年，在习近平的推动下，福州出台了一系列下放审批权限、简化审批手续、提高办事效率的举措。”

　　1992年3月，在福清现场办公会上，习近平宣布了市委市政府日前出台的有关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办事效率的十五条意见。“其中，很大篇幅涉及审批改革。包括下放1000万美元以下项目的审批权限给福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福清市投资区、郊区福兴投资区、马尾快安投资区；凡投资1000万美元以下的外商投资项目，可实行项目建议书和可行性报告一次性报批等。”

　　吴金俤说，当时习近平多次在会议上谈及简政放权。“他反复强调，要把能放的、该放的权都坚决果断地放下去，真正做到放胆、放权、放手、放活；一时无法放的也要做到手续简化，服务优质。”

　　真抓实干，雷厉风行。在习近平的推动下，当时福州的政府机关作风焕然一新。20多年过去了，“一栋楼”早已转化为如今的行政服务中心、市民服务中心，但当时“一中午拟定一份文”“两天办好办厂手续”的故事仍在流传。

　　2000年，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亲自担任省机关效能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在全国率先推进服务型政府建设。

　　2001年，福建在全国第一个以省政府令的形式颁布政务公开实施办法，在全省推行县级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时至今日，加快转变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福建仍在先行先试，持续提速。

　　给企业家回信

　　【背景】福建企业家素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2014年，恰逢“松绑放权”30周年，习近平在北京给福建企业家回信，肯定1984年的呼吁信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段佳话。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多次与企业家座谈，倾听企业家的心声，急企业家之所急、忧企业家之所忧，关心企业家成长，为企业发展提出合理建议，提出干部要与企业家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

　　“没想到”“太欣喜”，已经83岁高龄的黄文麟回想起3年前总书记的回信，仍激动不已。“习近平总书记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给企业家们写了363个字的回信，大家特别振奋！”

　　1984年，福建55位企业厂长经理联名向当时的省委书记、省长发出《请给我们“松绑”》的呼吁信，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全国引起了巨大反响。

　　30年后，福建的企业家们找到省企业和企业家联合会名誉会长黄文麟，写下《敢于担当、勇于作为》的一封信，向习近平总书记“说说心里话”。“从2014年4月8日到5月18日，共八易其稿，30位企业家依次传阅，字斟句酌。”

　　很快，总书记满怀关切的回信从北京飞到福建。“我认真阅读了信件，注意到开头处写着‘企业家同志们 ’，可见这封信不仅是习总书记对福建30名企业家，更是对全国企业家提出的殷切期望与诚挚要求。”作为前后“两封信”的主笔起草人，黄文麟认为，“习总书记回信中希望我们继续发扬‘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闯劲，进一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敢于担当，勇于作为，这是全国企业家一份沉甸甸的使命与至高无上的光荣。”

　　黄文麟回忆道：“1984年松绑放权的呼吁，是在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逼出来的，当时企业连修个厕所都要盖20几个公章，反映的是政府权力过度集中的问题。习近平到中央任职后，仍多次提起松绑放权这一企业改革史上的标志性事件。2010年9月到福建考察，在会见老同志时赞扬松绑放权在全国的影响。2011年3月8日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福建代表团时说，福建在改革方面有一些在全国运筹机先、起到突破作用的探索和创新，如当年的松绑放权。”

　　2001年3月24日，时任省长习近平参加省企业家活动日暨表彰大会，他说：“福建企业家素来有‘敢为天下先’‘爱拼才会赢’的开拓创新精神。当年55位厂长经理提出给企业松绑放权的呼吁，就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习近平在会上说的那句‘我们要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让在场的企业家们深受感动，还被作为大标题印在第二天的《福建日报》上。”当年的报纸珍藏至今，每每翻看，黄文麟心里还是暖暖的。

　　理解企业家、尊重企业家、爱护企业家、支持企业家，习近平一直是这么做的。

　　“各种检查、考试太滥了，从今年起福州不再考厂长了。”1991年年底，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在和厂长们座谈时，几个厂长说起不久前福州市机械系统有7个厂长罢考的事。当时很多部门都可以出题考厂长，比如普法知识、经济合同、安全生产、消防保卫、保密制度、设备管理等，如不及格，还要重考、补考。习近平当即表态，不再考厂长了。同时他强调，这样说不是厂长不要再学习了，而是说最好的学习应放在岗位上。对厂长素质有关部门也还是要考核的，监督机制和考核机制同样还要。

　　在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泉州，企业家们谈起习近平的关心，满怀深情。

　　1998年8月26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来到晋江西滨镇调研。

　　在民营企业优兰发集团的生产车间，习近平边走边听边看，一个多小时过去了，他对企业的发展十分满意。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还在肆虐，国内不少行业受到冲击，并不景气。而优兰发由于引进了当时国内最先进的设备，产品供不应求，基本没受影响。

　　“闽南企业家敢拼会赢，你们也不能满足，要不断地向前看，把最前沿的设备和技术引进来。”习近平说。

　　之后的问题则大大出乎优兰发集团董事长柯文托的预料，习近平问道：“公司有没有党员？有多少党员？企业可以建支部嘛，不然党员平时怎么过组织生活。”

　　习近平对企业发展提出的要求，柯文托牢牢记住了。1998年底，优兰发集团就成立党支部。此后的发展，老柯也逐渐明白“党建强、发展强”的道理。自公司成立党组织以来，90%以上的创新成果都是通过企业内部的党员创新平台完成。

　　从优兰发开始，晋江也成为探索非公企业党建的热土，目前已建立非公企业党组织1306个、党员6571名，恒安、安踏等知名企业，成为全国、全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单位。

　　“企业家的事，习近平特别上心。”时任晋江市委副书记陈章进回忆道，比如说，民营企业一开始靠自家闲房生产，企业发展了，要扩大生产规模，带来用地问题比较突出；各项手续的办理太繁琐，时间长，有的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不好；还有很多村向企业收管理费，增加企业负担。习近平在调研中了解这些问题后，督促政府为企业解决。晋江市很快就成立了行政服务中心，把所有职能部门都集中在一起，并限定时间办结。随后，针对“村里乱收管理费”，晋江发文禁止向企业收管理费，同时对村集体收入不到20万元的村，由市财政补到20万元。

　　习近平与企业家的互动，让4次陪同调研的陈章进很有感触，也让他对习近平在泉州与民营企业家座谈时的这番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我们提倡党政干部与企业家之间建立‘君子之交’的关系，成为事业上的诤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不搞权钱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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