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争先 击水中流——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的探索与实践·改革篇

　 2002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时任福建省省长）深入武平县调研林改工作，与当地林农亲切交谈。（资料图片）

　　改革惠及民生

　　增进福祉，让百姓真正受益

　　“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加快两个文明建设的最根本出发点。各级领导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摆在至高无上的位置。”

　　——2001年8月24日，习近平在全省治理餐桌污染暨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林改“三定”迸活力

　　【背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被称为“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村的又一场伟大革命”。2002年6月，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赴率先探索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龙岩市武平县进行专题调研。在听取汇报和实地调研后，习近平强调指出：“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并要求：“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历经15年的积极探索、大胆突破和持续改革，这场由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福建保护生态、农民增收带来巨大活力。

　　在福建工作期间，事关群众利益、百姓福祉，无论大事小事，习近平都记挂在心，尽力解决。同时，他更注重以前瞻的眼光，谋划改革方略，寻求解决民生问题的最佳路径和长远之策。

　　习近平同志亲手抓起、亲自主导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就是个典型例子。

　　福建山多、林多、树多，森林覆盖率已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林改前，福建林业发展面临种种窘境，广大林农守着‘金山银山’过穷日子。”时任省林业厅厅长黄建兴记忆犹新，福建是南方集体林区，当时的问题也恰恰出现在“集体”二字上。在计划经济的大背景下，集体山林的产权主体没有明显界定，林农作为集体山林真正的所有权主体被虚置，林权归属不清、机制不活、分配不合理，出现了“乱砍滥伐难制止、林火扑救难动员、造林育林难投入、林业产业难发展、农民望着青山难收益”的“五难”困局。“针对这种状况，习近平同志当年多次深入林区开展调研，亲自抓起和主导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2002年5月，黄建兴刚担任省林业厅厅长，时任省长习近平就专门找他谈话。

　　“当时交代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加快林业体制改革。”习近平的话，黄建兴至今难忘：“他说，‘我们干林业，很多人只见林，不见人。但林是人种出来的，人对林的关注、感受、利益关联却往往被忽略。你们要抓紧做好调研，尽快开展工作’。”

　　山林承包到户，这在当时还没有先例。“习省长给我们提的要求是既要慎而又慎，又要积极推进。他说，‘为官一任，我们必须考虑老百姓的诉求和期盼，就要不怕冒险，但要试点逐步推进’。”

　　试点，选择了林改先行一步的武平县。

　　据黄建兴回忆，当时武平在进行更换旧林权证时，由于“权属不清，边界不明”的历史问题，导致换证工作进行不下去，纠纷不断。

　　破解困局，唯有改革。2001年，武平在两个村进行试点。针对“山要怎么分、山要由谁分”这个最棘手的问题，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万安乡捷文村提出了“山要平均分、山要群众自己分”的思路，把所有集体山林按照“耕者有其山”的原则落实到户。当年12月30日，捷文村村民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版林权证。

　　此后，武平在全县17个乡镇各选一两个村进行试点，开启集体林权“分山到户、家庭承包”的新路。2002年4月，县委县政府成立林改领导小组，并制定《关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

　　虽然没人反对，但结果如何，时任武平县委书记的严金静没把握。武平县37万人，改革涉及的林农就有35万人。“改革稍有闪失，后果将是灾难性的。”

　　从30多个村到200多个村，随着改革推开，问题也在增多，比如这个村山场几十块，地块怎么分，历史上的所有权难以界定；有的干部认识不到位，方法欠科学，分山的程序不到位，这让群众意见很大，认为“分得不公平”。

　　这一年，涉及林改的上访增多，愈发让县委县政府头疼。

　　在改革最关键的时候，习近平到武平县调研农业农村工作。

　　2002年6月20日晚，在下榻的宾馆，严金静怀着忐忑的心情向习近平汇报工作。他回忆道，当时汇报的内容，主要包括武平县正在推进的一系列改革事项，林改只是其中一点。听完汇报，习近平特别把林改“拎”出来，语重心长地说：“林改的方向是对的，关键是要脚踏实地向前推进，让老百姓真正受益！”

　　第二天，习近平亲自到点上察看。“林怎么分，老百姓有什么意见，他看得很细，也问得很细。”严金静回忆说。

　　通过调研，习近平充分肯定了该县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并作出“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重要指示。

　　调研结束后，7月初，武平县便召开全县改革动员大会，全力推进林改。

　　“虽说有了一颗‘定心丸’，但我还想多听听省长的意见。”7月27日，严金静专程到福州，习近平也专门抽出时间与他会面。在这次一对一的交流中，武平林改工作再次得到肯定。“他依旧认为林改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再次强调，要把工作做细致，做到位。”

　　回来后，严金静专门整理了一份林改的阶段性工作报告。8月29日，他把报告送到习近平办公室。仅仅两天后，习近平就在报告上批示。

　　这之后，在省林业部门指导推动下，武平县的林改试点工作逐步推进。

　　2003年4月，福建省委省政府在充分总结武平等地经验基础上，出台了《关于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旨在实现“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当年6月9日，人民日报驻福建记者经过深入调查，以《林权分到户，小康上了路》为题，报道福建林改激发林农活力，带来勃勃生机。

　　林改如何持续推进？黄建兴回忆说，习近平当时向全省林业部门提出，要解决好“钱从哪里来、树要怎么砍、一家一户怎么办”这三大问题。

　　“这些话通俗、明了，直指林改如何深入推进。”黄建兴说，根据这三个问题，福建省做了不少尝试，也取得了很好的实效。“针对钱从哪里来，永安首创了林权抵押贷款，让林农实现了‘撬开银行门，盘活万重山’；针对树要怎么砍，当年习近平就提出要做到‘农民得实惠、生态得保护’，根据这一思路，我们改革商品林采伐管理制度，提倡在依规依法的前提下自主采伐；针对一家一户经营，我省探索以亲情、友情、资金、技术为纽带组建林业新型合作经营组织，实现规模化经营。”

　　200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关于全面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把“明晰产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确保收益权”作为文件的核心内容，林改上升为国家决策。林改星火，迅疾成燎原之势。林改也被认为是继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我国农村经营制度的又一重大变革。

　　2012年3月7日，已到中央任职的习近平，在看望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福建代表团代表时，对武平林改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我在福建工作时就着手开展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多年来，在全省干部群众不懈努力下，这项改革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林改十年，武平实现了生态美和百姓富的良性发展。”武平变化，让严金静颇感欣慰。从2002年至2012年，武平的森林覆盖率由74.2%提高到79.7%；GDP由12.43亿元提高到104.67亿元，财政收入从1.12亿元提高到8.11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由2733元提高到8728元。

　　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背景】新世纪之初，福建人民的餐桌和全国人民一样面临着新困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改善，食品供给虽无数量之忧，但存安全之虞。一些水源和耕地受到污染；一些农副产品中有害残留物超标严重；畜禽养殖和食品加工过程中一些企业使用过多抗生素或违禁使用添加剂、激素等，食品中有害残留物增加；食品加工、运输、储存等环节的设备落后，缺乏有效的检测手段，食品后续污染问题日益突出……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在全国率先提出并亲力亲为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建立全程监管体系，守护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民以食为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关系我国13亿多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必须抓得紧而又紧。”2017年新年伊始，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工作作出重要指示。

　　时间回到16年前，习近平正是在福建打响全国治理餐桌污染的第一战。“人民关心的事情就是我们关心的事情，人民群众不放心的事情、不满意的事情就是我们的过失所在!”2001年，时任福建省长习近平谈及这项工作时的一席话，至今听来，仍掷地有声。

　　“现在再来回想十多年前习近平倡导并推动的这场‘民生战役’，依然能看出他的改革魄力、首创精神和为民情怀。”钟安平说。

　　钟安平，2013年退休的原省经贸委副主任、省食安办主任，这场战役的见证者与亲历者。

　　“瘦肉精是当时老百姓餐桌上的‘公敌’。2000年5月，福州组织了一次抽检，结果令人咋舌——定点屠宰场的瘦肉精检出率高达76%。”钟安平说。显然，这就是习近平口中人民群众“不放心、不满意”之事。餐桌污染，不能不治。

　　“餐桌污染问题若得不到解决，我们就无法向全省人民交代，就意味着失职。” 习近平说。

　　2001年2月，新华社接连刊发两条反映省外餐桌污染的报道。时任福建省长的习近平阅后立即作出批示：“餐桌污染是一个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安全，关系我省农产品能否扩大国内外市场和不断增加农民收入的大问题，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此前不久，省政协委员金铁平在省两会期间提交的“加强食品卫生的管理、检查和监督”的提案，已得到了习近平的高度重视。“当时他也作了重要批示，要求主管部门尽快拿出整改措施，使政协提案的建议落到实处。”

　　省长的接连两次批示，在全省吹响了治理餐桌污染这场战役的号角。

　　“为何八个部门管不好一头猪？习近平曾在会上这样问大家。他认为，问题就出在体制机制上。”钟安平回忆说。

　　在批示中，习近平着力于治理工作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他强调：“农业生产要推广绿色食品标准，加强病虫害生物防治，远离各种饲料药物添加剂，努力使生产出来的农产品都是无公害、无污染的产品；环保部门要强化环境保护措施，防止工业‘三废’对农产品生产造成污染；卫生监督和工商管理部门要把好市场的入口关，加强对进入市场农产品的检验，坚决防止被污染的农产品进入市场，对已进入市场的被污染农产品，要依法对销售者进行惩处；环保和卫生检验部门尽快建立科学的检验标准，完善检验技术。”

　　“在当时，对餐桌污染明确提出综合治理的路径和机制，非常不容易。”据钟安平回忆，当年，在各有关部门上报的治理方案中，习近平最终肯定并拍板了原省经贸委起草的方案。“原因就在于，我们所报的治理举措更全面周详，更系统有力。”

　　根据方案，省政府建立起由23个部门组成的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联席会议，自2005年起又改设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在这场“舌尖上的安全”守卫战中，打破部门藩篱，统筹推进，逐步建立从田头到餐桌的全程监管体系，各部门开始真正地形成合力。

　　一头猪从“八个部门管不住”到管出安全、管出放心，是凸显综合协调机制作用的最好例证。

　　2001年8月，习近平曾在福建电视台演播中心接受央视记者的“面对面”采访。“采访中，他介绍说，我省已经率先建立定点屠宰、销售一条龙信息网络平台。这样，每天定点杀了多少猪，市场上又在卖多少猪，有多少是私宰的，第一时间就能得出结果。”钟安平回忆道，在那次采访中，面对记者各类提问，习近平的改革思路十分清晰坚定。

　　“记者问省长，民间有一种让猪爬坡的土方法分辨有没有瘦肉精。吃了瘦肉精的猪，45度的坡准过不了，这种方法可不可行？省长认为，这种方法并不准。”对这一幕，钟安平印象深刻。

　　当时，习近平笑着回答：“现在我们引进外国的检测设备，一台设备20多万元，检测可以通过尿样检出阳性，这就可以马上判断。如果没有这个设备，凭着刚才讲的那种方法去测验，就有一个精确度的问题。”他介绍说，福建正将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对瘦肉精尿样检测需要的设备、试剂等经费的财政投资。对蔬菜农残，福建的农业科研部门自行研制出一种速检仪器，已在全省推广。

　　“这说明治理餐桌污染，他重视依靠专业技术手段，要求政府部门包括科研单位都来出把力。”钟安平说。

　　重拳治“污”，效果可谓立竿见影。2001年当年，全省生猪产销环节的瘦肉精检出率就下降到8%以下，次年又降到1%以下。此后，各级政府各部门对治理餐桌污染依旧没有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十多年来，我省食品安全工作形势不断趋向好转，没有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

　　“在习近平的支持下，我省每年都将治理餐桌污染、建设食品放心工程列为为民办实事项目。到中央工作后，习近平还多次与福建的同志谈话，强调要继续抓好治理餐桌污染工作。”钟安平说。

　　将人民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是习近平秉持的原则。

　　“群众的衣食住行、开门七件事，始终是我们关心的主要问题。”1991年初，习近平在担任福州市委书记刚满7个月时说。

　　时任福州市委副书记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抓改革，始终坚持一个主导思想，即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他多次强调，要抓住群众最关心的问题，社会反映最强烈的事情，扎扎实实地办几件实事。”

　　“‘福州的路，这边起火，可烤焦对面老伯的花白胡’，老百姓如此形象地描述福州旧城道路的狭窄。对这么一座城建欠账太多的城市而言，仅靠国家投入的资金改造旧城，显然只是杯水车薪。”赵守箴回忆说，习近平一上任，就深入到茶亭街改造工地、晋安河边、荒芜的尤溪洲等逐一调研，他对旧城改造有了清晰思路，“那就是要将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同旧城改造有机地结合，采取群众集资、吸收外资和国家投资一起上的办法。由此，福州旧城改造出现了崭新的局面，由原来的见缝插针式零星改造，发展为连线成片改造。”

　　在福州期间，习近平还推动出台《城区内河污染综合整治规划》，用制度创新还市民清新内河；主导福州温泉资源保护，将温泉的有序开发纳入法制轨道；针对福州环境卫生存在的问题，制定了条保块管、强化依法治市的措施……一系列体制机制的创新举措，让福州的城市建设翻开了崭新篇章，让市民真正感受到了身在福州之“福”。

　　改革争先，犹如中流击水，不进则退。

　　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的改革探索和实践，在思想、胆识、情怀等诸多方面给福建干部群众留下深刻印象，并转化成为不懈推进改革发展的宝贵精神财富和巨大动力。当前，全面深化改革已到深水区，需要啃下硬骨头。福建唯有进一步解放思想，继续勇于先行先试，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倒逼改革，一往无前，才能早日把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新福建”蓝图化为现实。（福建日报记者吴毓健 林侃 方炜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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