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良玲组织戒毒康复人员观看戒毒康复学习视频。(受访者供图)
压力如山 一度打退堂鼓
然而,真正的困难才刚刚开始。符良玲说,由于之前没接触过帮教工作,接手时才发现压力“重如泰山”。“进禁毒办以后才发现,我们街道是禁毒的一个重灾区,禁毒工作每年考核都垫底。开会总结时,我们街道的名字被写在倒数的‘光荣榜’上。”经过统计,符良玲发现,辖区里当时有数百名戒毒康复人员。“我害怕过。”符良玲告诉海口网记者,面对这样的工作环境,自己一度打起了退堂鼓。“但我爱人耐心地教我如何制定方案、制定目标,把任务落细落小,从点滴做起。看到他的眼神,我顿时无所畏惧。”符良玲笑着说。最后,在爱人的鼓励和支持下,她制定了详细的帮教计划。“我就以最小的目标起步,第一年只制定了五个人,后来发现我第一年还是很不错的,超额完成到了十个,翻了一倍。所以第二年就有了信心,第二年我就突破了35个,效果很不错。”
威胁不断 用爱春风化雨
加入禁毒帮教事业,必然不可能一帆风顺。被人辱骂,被威胁,甚至差点被打,对符良玲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然而在面对生死威胁的时刻,她也从未退缩。回忆起两年前去社区戒毒人员小伟(化名)家里拜访的经历时,符良玲仍心有余悸。
两年前小伟刚从戒毒所出来,需要到海甸街道例行尿检、建档。可他却迟迟未出现。综治办工作人员上门通知时还被言语威胁“再去就拿刀砍死。”符良玲听说后决定自己去。第一次去时,小伟的母亲对她开口大骂:“你快滚,我儿子染毒,你们来了只会让邻居看我们笑话。”老人边骂边把符良玲给的宣传材料扔到地上。“当时我一张一张捡起资料站在门口,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站了一个多小时,不知道该干什么。”
第二次去,阿伟的母亲依然骂“你咋还敢来?”。等老人骂完了,符良玲悄悄地将宣传资料塞进了门缝。“起码让他们看一看,我是来帮他们的,不是来害他们的。”
第三次去,符良玲依然一无所获,只听到了威胁:“你这姑娘,怎么又是你啊!再来,我儿子要拿刀砍你了。”“但我不想放弃,他们拒绝我几次,我都想帮助他们,我还要来。”符良玲回忆说。
第四次去,老人终于开门让符良玲进门。“你是好人,但我那染毒的二儿子做不了主,这事我得跟大儿子商量。”符良玲跟老人没谈一会,老人的大儿子回来了。对禁毒办工作人员很抵触的大儿子看到符良玲后情绪激动,大声喊道:“谁让你们来的,你们来干什么?”喊完顺势拿起旁边的凳子要打符良玲。“我只感觉耳朵‘嗡’的一声,当时我已做好被打的准备。”符良玲说,还好当时老人反应快,把符良玲推出门外,不然就免不了被打了。
“虽然很怕,但我心里更为小伟着急,他要是不来尿检、建档,系统录入时间就要过了。”幸好,老人做通了大儿子的工作,三天后,小伟在媳妇和儿子的陪同下,到禁毒办进行尿检和建档。后来,在符良玲的鼓励下,小伟也一点点拾起了信心,一家人不再像以前那样担心别人嘲笑家里有“瘾君子”了。
这样的的例子数不胜数。戒毒帮教工作几乎占用了她全部的时间精力。“我在工作当中,即使我一天不吃饭,我不会感觉到累。但是我停下来的时候可能就瘫软了,连站起来都很吃力。”符良玲说,在多年的帮教工作中她发现,康复人员都经历过“拒绝、辱骂、抵抗、放弃抵抗、释放压力、接纳”这些阶段。“刚开始,我给他们做思想动员时,他们不愿意接受,也不愿诉说自己的事,直到触到他们心灵深处,才愿意诉说。”符良玲说,康复人员愿意倾诉,但倾诉的时间点往往是拿不准的,有的可能要苦口婆心从早上说到下午,甚至半夜。这个时候不能被打断,否则就前功尽弃。“吃不上饭是很正常的,回家晚了,都是爱人和孩子帮忙做好饭,家里很多事我都帮不上忙。有时候回到家他们都睡了,有时候只能在电话里‘相见’。”说到这里,这个在康复人员面前时刻坚强,被无数康复人员亲切唤为“玲姐”的符良玲,落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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