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心“彪子”
在她老家山东威海,这个词形容一个人傻。她总是给各种各样的人捐东西,从棉衣棉裤到珠宝首饰,她都捐出去过。她捐给别人的衣服是全新的,自己的两条白色裤管上却都撕开了口子。“现在不是都兴乞丐服嘛,我这裤子穿了5年,挺漂亮的。”
人们都说,邢威敏是个“彪子”。
她守着威海市环翠区统一路上的冰柜,卖了40多年冰棍。退休后,她又兼卖儿童服装。每月收入6000元左右,她却给小学捐成本价1万元左右的棉裤。过几年再去捐运动服,孩子们都喊:“棉裤奶奶又来啦!”
九寨沟地震两天后,她捐1万元。逢年过节,她也凑个热闹。街坊邻居看到她捐献,劝她:“现在的人抢都抢不着,你还从家里拿东西。”可是她连母亲的遗物都捐。
母亲临走留下2000元现金,被她捐给了居委会——这是她的第一次捐献。母亲的项链和手镯,也被她拿到金店卖了,买衣服捐给汶川灾区。除去一对耳坠,能捐的都被她捐完了。唯一叫她恨的,是母亲放在她那儿的3万多元存款,被朋友骗走。官司打了将近10年,钱还没追回来,要不早该捐了。
附近镇上的几户人家曾接受过她的捐赠,上门给她送鱼,她转手就把女婿送的“能录能唱”的音响设备送给人家。女婿跟她说,“妈,你真行啊,刚给你买的你就送别人了”,她感觉女婿有点不太高兴。
邢威敏的女儿说她“吃的是草,挤的是奶”。女婿回忆,邢威敏搬家时,不舍得买家具,客厅连沙发也没有,就让木工做了几张床充当沙发。
“她不喜欢打麻将,不喜欢出去旅游,到现在她也忙。”邢威敏的好友姜爱萍说,在她看来,邢威敏在工作上也“彪”极了。
邢威敏的女儿在12岁之前和她不太亲近,因为她卖冰棍都“没有点的区别”。夏天生意好的时候,装钱的包都是满的,半夜还在灯光下数钱。
可是钱哗哗地流进口袋,又哗哗地流了出去。连因为捐献获得的锦旗,也在她搬家的过程中遗失了大半。她不记得退休工资卡的余额,花钱最多的地方是给自己和老伴治病。
姜爱萍说,邢威敏曾经是远近有名的“一枝花”。可是她没搽过雪花膏,花衣裳也没穿过几次。
“文化大革命”以前,她是家里的老大、“惯孩儿”,长辈们都宠她,“什么好衣服都穿过了”。但母亲对她管教严格,总爱跟她讲书上“艰苦朴素”的道理。
她还记得,大连的姨妈寄来20多双鞋子,她和弟弟、妹妹每人各分到一双布鞋和皮鞋,其它全让母亲给了自己的学生,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宝贝孩子”。
母亲早晨上早自习,晚上不是备课,就是家访。有学生母亲早逝,父亲照顾不过来,她总让班干部去看看,捎点饼干、药。而对邢威敏,下雪天做的棉裤做多了,母亲永远要拿走多余的,只给她留一条。
那时,她不理解过,甚至从小就“膈应”母亲。“你不是我妈,你是我后妈。”她气得和母亲大吵一架,怎么也想不通“应该服务自己”的母亲为什么要去“服务”别人。
这一积怨延续了很长时间。父亲过世后,她把母亲接来住了30多年,却因脾气暴躁总发火。母亲只好把晚年捐物的事儿瞒着她,而她也从不过问。
直到母亲病重住院,她发现以前母亲的同事、学生都争着轮班。问起来,都说母亲帮助别人的事。她这才理解了母亲这些年所做所为。
临走前,母亲还不忘嘱托她捐掉3万多元的存款。“这个钱既然你们姊妹三个都不要,我能不能捐给我最困难的学生和小孩。”每当回忆起母亲临终,邢威敏都会哽咽。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我妈。”整理遗物,翻到母亲的回忆录,上面赫然写着母亲的记录:某年某月,我的大女儿又发火了。她“恨不得钻进地洞里去”。
现在,她想着完成母亲的使命。尽管30岁就心脏病、糖尿病缠身,还曾做过支架手术,她觉得生病有报销,血糖高吃不了好的,和老伴1个月1000块钱就够花。
“像得我这个病的,好多都走了,但我66岁还能干活。彪就彪点吧,要彪我才能干活。”邢威敏还想把捐献的习惯传下去。外孙女和她一起生活到小学三年级,从小就听她念叨“多做善事”“善有善报”。但是,今年上初中的外孙女因为“学习”和“特长班”放弃了小时候做过的蝴蝶结义卖,而她的女儿支持她的行为,但自己“不感兴趣”。
邢威敏不觉得意外,因为自己曾经也是那个不理解母亲的女儿。但现在,她夏天穿的上衣只有30多块,裤子20多块,两套衣服翻来覆去地穿。她老想起生前没有几套衣服的母亲。“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我觉得现在就和她一模一样了。”
实习生 林子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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