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骗局日趋隐蔽：举“政府”旗号 邀领导“站台”

　　金融骗局“生活化”更具诱惑力欺骗性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在广东、山东、湖北、重庆等地调研发现，当前涉众型金融犯罪呈现出“互联网＋传销＋非法集资”的复合型新特点。部分不法分子以网上搭平台、网下开门店的形式，虚实交织地渗透到老百姓吃饭、购物、投资理财等日常生活中，设置金融骗局，并以传销洗脑聚拢人气，增强“客户”黏性，具有更强的欺骗性、更大的诱惑力。

　　更有甚者，一些不法民间金融活动打着“互联网＋”“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国家重点工程”“扩大地方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等旗号，损害了政府声誉形象。业内人士呼吁，有关部门要加强横向联合打击，纵向规范指引，从立法层面彻底整治涉众型金融犯罪。

　　新骗局渗透日常消费

　　“3000元油卡任性购，现仅需2000元”“先定一个小目标，挣他一台玛莎拉蒂不是不可能，在人人公益平台不会不可能”……这些打了鸡血的文字乍一看是购物广告，实际上却是不法分子设下的骗局。

　　2016年8月成立的“人人公益”全返平台，号称占领衣食住行、教育、医疗、旅游、娱乐等各大消费领域，四处鼓吹“消费即公益”“买东西不花钱”。但在今年3月底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的专项行动中，该平台的组织者深圳人人优益公司18名犯罪嫌疑人被警方一举抓获，其中13人已批准逮捕。

　　据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民警郭丽君介绍，至案发时，“人人公益”全返平台已发展商户5267户，消费者48505人，涉及全国26个省份，累计流入平台资金高达10多亿元。

　　近年来，在日常消费中蛊惑人心的涉众型金融犯罪越来越多。2015年底，对外宣称电子商务O2O、生鲜界“阿里巴巴”的“水果营行”宣告倒闭，300多个门店几乎同时关停，并在多地引发顾客哄抢、维权。如今，消费全返平台又以迅猛之势在全国蔓延。

　　《经济参考报》记者调研发现，所谓的消费全返平台，不过是“以新养旧”的“庞氏骗局”。郭丽君告诉记者，“人人公益”案中，实际上并没有消费者真实消费。很多投资人就是冲着“消费返现”的好处去投资，拿新会员的钱返还给老会员，只要新会员源源不断，骗局就不会终结。然而，当中设立了不同层级的合伙人、代理人，并能从营业额中抽取提成，巨大的二次分配很快便造成投资人资金链断裂。

　　于监管层面而言，打击此类犯罪最大的难度在于界限模糊。“与‘人人公益’相似的还有‘云联惠’。这个消费全返平台的体量非常大，资金池已经累积到一定程度，并且开始向真实消费、实体经济发展，警方侦查取证时很难区分哪些是真实消费哪些是虚假消费。”郭丽君说。

　　“虚实结合”更具诱惑力

　　记者采访发现，近年来，涉众型金融犯罪从以往的商品营销、资源开发、种植养殖等“实体经济”领域，向理财、私募、众筹、网络借贷、虚拟货币等“虚拟经济”方向发展，也有不少虚实结合，并与传销活动相互交织，欺骗性更强、诱惑力更大。

　　据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徐爱东介绍，从近几年侦办的非法集资案件来看，既有直接高息揽存也有间接产品销售，既有实业发展也有虚拟投资。如湖北麻城就发生一起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湖北蓝翔置业发展麻城有限公司在开发蓝翔万象城过程中，通过公司成员承诺支付高额利息的形式向社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达2亿余元，后因资金链断裂，无法及时支付本金及利息。上海宜哼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也是通过网络吸引投资人进行虚拟投资，导致投资血本无归。

　　目前比较活跃的新型不法民间金融活动，包括投资理财超范围经营、互联网融资机构非法吸收公共资金、藏品类吸储、以销售国外基金或原始股诈骗等近20种。

　　非法集资主体多集中在非融资性担保、第三方理财、财富管理、P2P网络借贷机构、私募基金等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参与非法集资的机构多以投资理财、私募基金、股权投资等为名义，设计复杂的交易主体及产品结构，承诺无风险、高收益，虚构投资项目或借款标的，不断发展新的投资者实现虚高“利润”，采用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模式向不特定对象募集资金。

　　山东警方侦查发现，一家名为“禹城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的机构，自2014年至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150余户共计2000余万元，用于对外发放短期贷款，造成1500余万元资金无法追回。

　　值得注意的是，非法集资与传销紧密结合的特点显著。传销洗脑聚拢人气，增强了客户黏性，更具有欺骗性、诱惑力。湖北省黄冈市公安局经侦支队2016年侦破了“AC复利”案，犯罪嫌疑人利用“AC复利系统”网站，通过口口相传的传统线下形式和QQ群、微信群等网络线上渠道，对外进行虚假宣传，引诱群众购买“AC金币”(虚拟货币)。该案发展会员约2.5万人，人员层级46层，涉案资金达人民币1亿多元，会员分布湖北武汉、恩施、黄冈以及四川等多个省市。

　　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经侦大队一大队大队长刘民说，犯罪分子利用网络传销获利更快的便利，给已经注册账号的下线派送邀请码，要求下线通过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微博、QQ群发布信息，同时发布自己的邀请码，拉拢新会员。新会员注册时要填写邀请码，犯罪分子根据下线邀请的新会员数量，提升下线的等级，并以此为标准向下线返利。当这些行为与公众理财结合在一起变得更加复杂。

　　此外，此类复合型涉众型金融犯罪有向农村蔓延的趋势。据山东省潍坊市金融办金融稳定科科长范金来介绍，由于现在警方对城区金融犯罪的打击力度较大，城区获得的金融支持也比农村多，一些电子商务机构开始转移阵地到农村地区，向老年群体渗透。不同类型的民间金融形式互动交织在一起，让本就隐蔽性较强的不法民间金融活动变得更加复杂，让群众难以辨别。

　　重庆市公安部门调查显示，农村地区资金短缺、融资渠道不畅的矛盾较为突出，农业开发领域非法集资案件开始冒头。涉案领域向文化教育、私募股权、融资担保、环保科技等领域扩散，打着“经济新业态”“金融创新”幌子的集资案件有所抬头。同时，融资渠道由银行柜台向第三方支付平台、POS刷卡转移，对外支付以网上银行操作为主，手段方式日趋隐蔽。

　　频举“政府”“创新”旗号

　　山东德州、潍坊、湖北黄冈等地警方介绍，一些不法民间金融活动往往打着“互联网＋”“支持生态环境保护”“投资国家重点工程”“扩大地方投资，发展地方经济”等旗号，损害了政府声誉形象。

　　刘民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近年来各地警方不断打击非法民间金融活动，但依然跟不上他们“创新”的步伐。“往往一种形式刚刚暴露出问题被发现，立刻又改头换面演化成为另外一种形式，变得更加隐蔽。”

　　2016年2月，涉及16省市、集资诈骗金额达99.5亿元、受害人数达23万余人次的广东“邦家”集资诈骗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记者采访发现，不法分子打着“创新”旗号，把诸多受害人骗得倾家荡产，又邀请不少领导干部参与宣讲活动，严重损害政府公信力。

　　“邦家”案受害人来自全国各地。多名受害人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他们之所以会上当，既因为觉得融资租赁很“新潮”、能赚钱，更因为邦家公司宣传排场大，邀请了不少领导干部到场。

　　一位受害人气愤地说：“所谓的总部、物流公司，到现在荒草一片，一砖一瓦都没有，展览的东西都是租来的，有的领导被请来参加活动，以为是鼓励新兴产业发展，反倒成了他们的‘托儿’。”江苏南通受害人徐女士说，部分领导干部为企业“站台”，不料竟成了骗子“帮凶”，使无辜群众上当受骗。

　　汉口银行行长朱永彤认为，非法集资企业集资方式隐蔽、迷惑性强、交易主体及法律关系复杂，善于包装，通常不惜血本，利用媒体造势，向社会公众树立和宣传其“正面”形象；举办各种活动，并在现场兑现红利，一般在集资初期，往往积极“兑现”回报承诺，骗取信任，吸引更多的人加入，集资规模迅速呈几何级放大，一旦出现兑付问题，因涉及法律主体较多、格式合同专业性强，投资者维权难度较大。

　　防止“假金融”伤了“真创新”

　　业内人士呼吁，“互联网＋传销＋非法集资”的涉众型金融犯罪涉及的面广人多，经济损失不易追还，还容易出现投资人“抱团维权”。有关部门要加强横向联合打击、纵向规范指引，从立法层面彻底整治涉众型金融犯罪。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建议，公安、金融、工商等相关部门建立信息共享和联合打击机制，在鼓励创新之余加强金融监管，严防集资诈骗风险，净化市场环境。

　　一是关口前置，提高准入门槛。基层干部认为，非法集资如滚雪球，早期介入几乎不需要行政成本，越是介入晚，其涉众处理成本越高，建议加大打击非法集资跨部门协调力度，对广义类金融企业执行事前审批。

　　专门从事金融创新研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杨东认为，近期，涉众型金融犯罪多发暴露了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弊端。由于行业准入没有门槛，一些不法分子利用漏洞大搞非法活动。应尽快推动证券法的修订，明确界定哪些是真正的互联网金融创新。通过登记备案、信息披露等前置措施，制定“负面清单”，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否则势必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伤害政府公信力，使群众对互联网创新失去信心。

　　重庆银监局法规处处长何秋云建议，涉及资金业务的上下游企业，哪怕是广义的，还是应当事前审批，涉众以后处理成本很高。具体而言，对高管、资本金等应严加管理，不能在这些灰色地带让高杠杆无人约束，同时赋予银监部门从事非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调查权。

　　广东胜伦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明建议，监管部门要对新现象、新事物进行法律风险评估，防止盲目跟风，损害政府公信力。重庆市工商局建议，各级工商部门进一步加大对投融资咨询类公司的注册、经营、宣传等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力度。

　　二是横向联合打击，纵向规范指引。山东一名金融干部认为，目前监督管理存在缺位的问题。部分不法分子偷换概念，超范围经营，但在实际监管过程中比较难以发现，不能形成部门协同监管的合力。

　　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倪贵武认为，司法行政部门目前都在打散拳，联合惩戒不力，联席会议也缺乏强有力的手段，“一年开一两次会，没有强硬的措施，解决不了关键问题。许多大案，实际上政府部门可以事先预知、事先防范的，工商、税务、商务、质检部门都可以知道其生产状况，对有风险的企业应提前向社会预警。同时，金融部门提前监测其大笔资金进入的异常状况，可以及时发现。”

　　杨东建议，横向上要充实监管力量，金融办与工商、公安、经信等部门联合监管，建立信息共享、联合行动机制，打击“互联网＋传销”的涉众型金融犯罪；纵向上要建立互联网金融创新数据库体系，数据开放共享，及时引导行业协会、民间智库正确发声，让群众了解什么是真正的金融创新。

　　基层干部建议，理顺有关部门职责，从国家层面，进一步理顺有关部门的职能和责权，在现有的分头分责管理的同时，形成相互沟通、相互协调的机制。

　　三是立法整治多层级传销，防止涉众金融风险加剧。潍坊市公安局奎文分局经济侦查大队大队长夏洪海说：“相关司法解释规定，传销层级达到在30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应当对组织者、领导者追究刑事责任。国内不法分子规避法律，每个人发展到29人就停止了，总人数仍然很大，但警方受制于法律规定想打打不动。”他建议，从立法层面加大打击力度，可借鉴其他地区的经验，只要发展一人即可追究刑事责任，有效遏制传销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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