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海建
9月18日,福建泉州市交通委公布了《关于印发调整完善泉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对泉州现有的网约车细则进行调整完善,在泉州地区网约车准入车型等方面,大幅降低了要求。此举赢得司机与乘客的一致叫好,泉州也成为全国首个调整网约车政策的城市。(9月19日《海峡导报》)
一招破局,满盘皆活。
车价从15万降至10万左右,卫星定位不再要求“北斗”……网约车新政“泉州版”轻盈转身,这惊喜简直让老司机们有些措手不及。因为,若死守“15万”的门槛,泉州9成以上的网约车司机必将失业;而繁复的充要条件完全匹配起来,网约车这个行当基本只能“博物馆见”了。如今,沉疴散去千帆过尽,“全国首个调整网约车政策城市”之大刀阔斧,能在属地新政中形成正向的羊群效应吗?
事实上,自去年交通部联合七部委发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以来,除直辖市外,已有24个省份发布网约车实施意见,133个城市公布出租汽车改革落地实施细则,还有86个城市已经或正在公开征求意见。无论是正襟危坐的“兰州新政”,或者是大刀砍下的“包头新政”,抑或是略显轻松的“成都新政”……属地管理固然是事权所在,却始终被舆论与城市气质、公共治理等关联在一起考量。
当然,“搅局”的网约车在打破地方利益平衡的时候,部门管理者有些“急吼吼”的心态,亦是情有可原,但,今年以来的三种风向,实在值得严苛的属地制度多费思量:
第一,新经济从时髦热词变为寻常语汇,平台型就业屡次被顶层设计提及。“包容审慎”成为行政部门耳提面命的要求,共享与创新成为实体经济逆势上扬的支撑——纵使网约车自己不会说话,经济大势与时代潮流亦不会缄默不语。此前的金砖峰会上,不少工商界大咖亦表达了新经济非零和博弈的共识。
第二,事实可能归谬了严苛新政的善意。据公开数据显示,今年6月,北上广深四地早晚高峰打车难度比去年同期分别增加12.4%、17.7%、13.2%、22.5%。“全国网约车用户超2亿人、而全国只有不到10万名合法持证上岗的网约车司机”已成为央媒反思打车难、打车贵的客观要素。公共政策在“管活”与“管死”之间,恐怕更要修炼好平衡术。
此外,属地新政的合法性审查,已成为越发强烈的程序吁求。今年4月8日,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法治政府发展报告(2016)》提出,各地方城市政府出台的实施细则,为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设置了高标准,窒息了网约车的发展,不仅违反了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更不符合共享经济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一项事关千万人出行的公共政策,见仁见智不是坏事,死不改悔才最诡谲。值得肯定的是,泉州新政已然转身,这个非典型性属地新政的样本,或可成为其他城市践行善政之殷鉴。传统出租车改革迟早云起风涌,网约车产业布局业已悄然转身,在这个唯变不变的时代,属地新政早点给网约车“拆墙透绿”,赢得的不仅是城市新经济的先机,还有更多价值层面的共赢。
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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