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长假,有人在游玩吃喝,有人在忙着参加婚礼。而接受邀请、赴宴贺喜,就免不了要送上红包以表心意。只是,如今份子钱的价码芝麻开花节节高,越来越多初入职场的年轻人不堪重负,有人甚至将其戏称为“红色炸弹”。
客观地说,从古代延续至今的份子钱,本质上是互惠互利的“众筹”。在农耕时代,红白喜事迫使当事人必须在短期内拿出数额不小的资金,此时,亲朋好友送上的份子钱就能够缓解对方一时的经济压力。而亲朋好友送出的这份人情,也会在类似事务中得到对方的“偿还”。可以说,份子钱能够让人们在短期内集资办大事,有其存在的必要性。
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礼金数额的剧增和宴客名目的扩张,让份子钱成了很多职场新人的重要支出,甚至礼金的多少还常常遭遇道德“德绑”,原本为了表达祝福的红包现在更像是“红色炸弹”或“红色罚单”,让很多人不堪重负。
在此背景下,一些地方曾尝试通过强制手段加以调控,试图遏制份子钱数额和名目不断增长的势头,不过这种外部强制干预的作用甚微。四川巴中市通江县曾规定,群众办寿宴需满70周岁。此举被认为有利用公权力干预普通百姓私事的嫌疑,在舆论的压力下最终撤销。相反,摒弃公权力的干涉,由民间或个人自由协商以达成合意更具可行性。例如,“山东淄博南太合村,30年来都是5毛份子钱”,这个流传甚广的案例说明,村民或朋友之间私下的约定和协议具有更强的约束力和执行力。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面对份子钱的轮番轰炸,最重要的其实是量力而行,在经济能力范围之内,送上合适的份子钱,不因份子钱的多少而忧虑或愤懑。份子钱的多少与关系的亲疏不能完全画上等号,双方感情的维系也不能仅仅依靠结婚时的份子钱,而是日常的互帮互助和谈天说地,让份子钱多点情义、少点功利应该是我们所追求的。
“人情来往知多少,请帖数不了。今日盛行应酬风,钞票不堪回首口袋中。亲朋友情应犹在,只是规模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杯杯酒水肚中流。”这首打油诗形象生动地表露出人情消费的无奈,而良好送礼风气还需要我们共同营造。
文/王垚(武汉体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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