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治理让文化服务更精准 亟须打破“大锅饭”

　　法人治理，让文化服务更精准(文化脉动)

浙江温州市民在环境优雅的城市书房内阅读。

　　本报记者 郑海鸥摄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以简政放权、调动社会资源、优化服务为目标，我国一些地区探索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为群众提供了更多精准服务。

　　亟须打破“大锅饭”“等靠要”

　　广东顺德市民吴桃很喜欢看演出。前几天，她购买了即将来顺德演出的中央芭蕾舞团《舞姬》的门票，“在家门口就可以看到殿堂级的艺术表演，感觉真好。”几年前，吴桃会为了看一场演出，专门开车去广州、深圳，演出结束再开车回来。最近这几年，“候鸟式”的观演方式越来越少。

　　变化发端于2012年9月，实行理事会制度的顺德区文化艺术发展中心成立，整合了区文化馆、演艺中心等机构的职能。改革前，演艺中心年平均演出40多场次，去年达到240场次；还引进了解放军军委政治工作部歌舞团、中央芭蕾舞团等一批高档次团体演出……“管理体制的改革，让公共文化服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为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红利。”广东佛山顺德区文体局副局长罗远光有感而发。

　　改革前，“在相对固化的传统事业单位运行机制下，人员‘吃大锅饭’和‘等靠要’的现象严重，大家做与不做一个样，死气沉沉。还存在论资排辈的情况，真正有能力的人士没有开展工作的积极性。”罗远光回忆。

　　内部管理活力不强，群众怎么能获得高效服务？“现如今，广大群众不再满足于低水平的公共文化服务，而向往着更高质量。那么，坚持问题导向，改革体制机制，就成了摆在我们眼前的课题。”浙江温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胡剑谨谈道。

　　全国来看，行政依附性强、效率低下、监督缺位等诸多问题在公共文化机构中十分普遍，导致服务效能低下、供需对接不精准。国家行政学院文化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高宏存表示，“理事会建设重新界定政府与公共文化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能在放权与赋权中提高公共文化机构运作活力，更好地为社会供给供需对接的公共产品。”

　　实际上，广东顺德5年前已经开始法人治理结构改革。2014年，文化部颁布了《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方案》，并在全国遴选了温州市图书馆等10家公共文化机构作为国家级试点，各省也确定了60多家省级试点。近日，中宣部、文化部等7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推动深化文化管理体制改革。

　　改革后，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由来自政府、文艺界和社会其他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担任理事，政府工作人员占比不得超过1/3，理事长由社会人士担任。管理上参照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理事会全面负责中心重大决策和日常管理运作。温州市图书馆则向社会公开招募理事，最大限度吸引各阶层社会代表加入理事队伍，第一届理事会成员13名，来自文化教育界、工商企业界等的代表达到10名，温州总商会副会长李国胜被选举为首届理事长。馆长胡海荣表示，“这确保了理事会成员结构的多元性、身份的公开性和公众的参与性。”

　　以高效管理，提供精准服务

　　“现在工作起来，就是没日没夜，而且热情高涨。”顺德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副总干事黄剑能感慨，中心确立了大大小小60项管理制度，所有人员均签订劳动合同，“比传统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体制灵活、高效”。

　　“一年有6次绩效考核，还有年终的群众满意度测评，一旦某员工工作不合格，就按规定处罚。而一旦工作完成得好，绩效工资、职务调整等就会向其倾斜，充分激发干事热情。”黄剑能说，“所以，我们所有人只能‘向前走’。有一名文化馆的老同事，现在工作越来越有成绩，这就是管理体制变革带来的可喜变化。”

　　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社科院研究员巫志南谈道：“理事们来自不同领域、具有不同背景，比如律师、会计师、政协委员、市民代表，通过他们充分讨论的决策，跟之前单纯由单位里的几个人决策相比，更大程度上保障了科学性，也发挥监督作用，为公众利益把关。”

　　管理体制更加科学，最终获得实惠的是老百姓。“理事们来自各行各业，让公共文化机构能直接而系统地听到各界群众诉求，引导以需定供、开展精准服务。”胡海荣介绍，除了一年3次的理事会全体会议，日常各理事都在微信群里积极交流，传递社会各方面对工作的意见建议。

　　温州城市书房应运而生。“很多读者向理事反映，能不能延长图书馆开馆时间、能不能将图书馆建到他们身边。理事会就此事进行了讨论，最终促成了群众家门口的城市书房的产生。”李国胜回忆。截至今年10月，温州城市书房已建成28家，接待读者232.6万人次，外借图书125.3万册，图书外借率230%。

　　吴锦荣是顺德小有名气的策展人，也是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的上任理事，他筹集百万资金为中心建设了顺德艺术展览馆，并负责运营，5年来，他策划的展览就有上百场。记者观察到，各地理事会均将社会知名人士作为重要人员，他们责任感强，对文化事业有情怀，且有影响力和社会资源，极大增强了文化机构凝聚社会力量、整合资源、调动资源的能力。

　　做好新旧体制的过渡、衔接和转换

　　长期以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既管文化又办文化，且往往以办文化为主，疲于各种活动的应付，导致该“管”的没管好，“办”的水平也不高。实施政事分开、管办分离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由此显出必要性。

　　不过，对于有条件的地区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巫志南表示，理事会要避免“翻牌”，避免政府部门包揽一切组建事务，“特别是政府官员理事过多、在很小的业务圈内找熟人担任公众理事，或主管部门过多介入理事会事务性决策。”此外，巫志南谈道，“理事会中代表公众利益的理事一定要占多数，从而将机构决策置于公众视线之下。”

　　此外，必须避免理事会成为公共文化机构的另一个“婆婆”，也就是理顺文化主管部门和公共文化机构理事会之间的关系，并明确公共文化机构中决策层、管理层的职责权限和规则，这是改革推进中的重要方面。“政府放了哪些权，理事会有哪些管理自主权，理事会内部如何运行，这些都必须予以明确，防止出现‘争权’或‘推诿’的现象。”巫志南说。

　　“执行上级交办的文化精品创作任务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文体局协助；全区文艺交流工作由文化艺术发展中心负责……经历了几年磨合，顺德区文体局和文化艺术发展中心终于在2014年，对存在交叉的49项权责列出清单，逐一进行了明确。”顺德区文体局文化科副科长廖亦泉表示，“由此，文化主管部门腾出精力和力量专心管理和监督，文化艺术发展中心则专业实施办文化，形成合力。”。

　　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文化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相关部门应加强协调配合，落实责任分工，把握工作节奏，做好新旧体制的过渡、衔接和转换，积极稳妥推进。记者了解到，《温州市图书馆章程》也是历经半年多反复修改后方才出台，章程明确了理事会职能，梳理了其与主管局之间事权委托与被委托的关系。比如，明确政府对理事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政策引导、经费约束和行为监督，而不直接干预理事会的决策行为。

　　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不是一项单纯的业务工作，而是涉及公共文化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的系统工程。即便是走在改革前列的公共文化机构，目前的发展也还存在一些困难。胡海荣说，“法人治理结构改革涉及各方面内容，不是图书馆和主管局说了就算，它涉及人事、财政等诸多部门。所以期待配套政策能更加成熟，让理事会充分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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